7.
在离苏黎世659公里之外的一间昏暗的办公室里，瓦西里注视着打火机。
这是1989年 11月9日下午，四点刚过，天空已经变得暗暗沉沉，灰色混着浑浊的深红，像是泼上了脏血。房间里没有开灯，他不敢。有史以来第一次，斯塔西在东柏林变成了被围困的猎物。愤怒的柏林人会往亮着灯的窗户里扔砖块，甚至自制的燃烧瓶，昨天晚上有个秘书冒险开灯找文件，没过几分钟窗户就被石头砸碎了，要是往左边偏几厘米，就会击穿那个可怜人的脑袋。
瓦西里弹开打火机盖子，又合上，如此重复几次，这才点了最后一支烟。香烟和酒都快没有了，没人敢出去。一楼的十几个打字员前天走了，再也没回来上班。莫斯科已经下令撤走了一大半克格勃的外勤，只留了几个有外交身份的军官，盯着惊慌失措的东德情报机关，免得这位小表弟做出什么蠢事。窗外短暂地传来一阵噪音，瓦西里立即把手伸向放着枪的抽屉，但那不过是一辆车，大概是在绕开重重路障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什么东西。瓦西里深吸了一口烟，珍惜着尼古丁刺激鼻腔和肺的感觉，冲灰蒙蒙的窗户呼出烟雾。菲利克从来不抽烟，瓦西里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位三十九岁的克格勃上尉把银质打火机翻过来，就着太阳余晖读上面的刻字。“赠瓦西里，来自F”，干巴巴的，而且语焉不详，万一他们之中哪一个被关进了卢比扬卡监狱，这个打火机和上面的刻字都没法成为牵连对方的证据，菲利克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狡猾，没有人比瓦西里更清楚了，他花了将近二十年才看透那副天真的男童子军面孔下面藏着的心思。狡猾之余，这个曾经的邻家男孩还很谨慎，耐性惊人。黑海边那个暑假之后，这只小老鼠真的没有给他写过信，一封都没有。如果不是爸爸漫不经心地提了一句，瓦西里可能要迟好几个月才知道菲利克中学毕业之后去了哪里。
101学校的宿舍都是四人一间，不允许锁门，克格勃和它所依附的国家一样，认为私人空间和包藏祸心是挂钩的。分配到靠窗床铺的人比较走运，因为外面就是两位父亲念念不忘的花楸树。春夏时节像伞一样撑起一树白花，花枯萎之后挂出成串的、小小的鲜红果实。菲利克住在三楼，左侧靠窗的那张床。他来得最早，其余三个室友都还没出现，瓦西里在半开的门外站了几分钟，看他整理衬衫，然后才敲了敲门。
菲利克抬起头，打量着他的脸。有那么一瞬间瓦西里担心对方不认得自己，但菲利克很快露出微笑：“你把头发剪短了。”
“你更喜欢原来的样子吗？”
“我没什么偏好，又不是我的头发。”
“我发现你趁我不在的时候变得伶牙俐齿了。”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只是你没留意而已。”
也许他真的没留意。瓦西里印象中的菲利克还是两年前那个局促羞怯的十五岁小弟弟，没开口之前就先红了耳朵，像等待受罚一样盯着地板。瓦西里可怜他，又忍不住想逗他玩，尤莉娅形容说这简直就像训练家猫跳火圈一样不道德。目前这个站在情报学院宿舍里的年轻学生已经挣脱了少年时期粘乎乎的虫蛹，蓝眼睛直视着瓦西里，再也没有以往那种畏怯的神色。瓦西里一直都知道邻家小男孩崇拜自己，他暗地里享受这种崇拜，因为菲利克看着他的时候如此专注，就好像世界上除了瓦西里，再也没有值得关心的东西了。
“别管这些了，你还有很多时间。”瓦西里朝散落在床上的衣服打了个手势，“我先带你到处走走。”
菲利克再次笑起来，还是那种男童子军般的笑容，毫无戒心，和小时候瓦西里邀请他去滑冰时一模一样。菲利克把行李箱推到床底下，走到瓦西里身边，他们现在真的差不多一样高了，但菲利克就像他那位过世已久的钢琴家母亲，给人的感觉好比瘦削的鹳鸟，连那种略带好奇的神色也很相似。两人彼此对视了一会，瓦西里能感觉到海鸥的阴影落在两人之间，思忖着谁会先提起这件事，自己还是他。瓦西里踌躇了几秒，做了个“过来”的手势，菲利克顺从地往前一步，瓦西里把他拉进怀里，用力拍了拍他的背，放开。
“我很高兴你来了。”
“我也是。”菲利克移开目光，耳朵变红了，在瓦西里面前，他终究还是个小男孩，“那么，你准备带我到哪里去呢？”
——
菲利克不记得他自己的母亲了，瓦西里却还有印象。大概是他四岁的时候，妈妈时常提到对门的阿莱莎，因为“她有传染病，离她远一点”，也因为“可怜的阿莱莎，才那么年轻，不知道活不活得过冬天”。
有一次他跟着爸爸送威士忌到对面去，父亲们躲在厨房里低声说话，把小瓦西里一个人留在客厅里，“和菲利克一起玩”。瓦西里爬到沙发上，尽量远离那个路都走不稳的幼童，菲利克自己在地毯上打滚，捡起不知道什么东西往嘴里塞，绕着落地灯爬了几圈，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往瓦西里走来，张开双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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