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故事开始于酒馆。刺客的故事则开始于街道。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吟游诗人都喜欢歌唱英雄的故事。“那是一个暴风骤雨的傍晚”，故事的开头常常是这样，有时候也会是“在一个斜风细雨的清晨”，又或者“一切开始于某个大雪纷飞的深夜”。总之，天上似乎一定要下点儿什么，否则便无法衬托出英雄初现的震撼之处。在这样一个日子，由于天公不作美，外头罕见行人，只有酒馆人声鼎沸，温暖的灯光与欢声笑语从小窗里流泻而出。人们在酒馆中推杯换盏，高谈阔论，女侍端着酒杯穿行在餐桌之间，诗人则盘坐在一角拨弄竖琴（或者鲁特琴，或者其他什么琴）。突然——故事总要以这个词作为石破天惊的转折——酒馆的门发出响亮的“砰”的一声，被人用力推开。所有人都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响声而安静下来，目光齐齐转向门口，一名披着斗篷的年轻人沐浴着众人的视线，大步走进酒馆，走进接下来诗人即将对你们讲述的传奇之中。
这就是英雄故事的开端。
而刺客的故事则截然不同。
刺客的故事没有特定的天气，没有温暖的酒馆，没有石破天惊的转折，没有传颂故事的诗人，也没有侧耳倾听的听众。
没有什么传奇。
只有一个个衣饰华丽、头戴面具的幽灵，游荡在城邦的大街小巷，任何人见了都可以上前攀谈，有时致命的契约便简单利落、直截了当地当街达成，随之而来的是阴谋、鲜血、死亡、战争和更多的死亡。像是雪崩，一个人的死亡引起了数不清的死亡，种种死亡彼此相扣，串成一条冰冷沉重的长链，像绞索一般挂在我们这个城邦的脖子上。而华丽的幽灵们则一如既往地昂首阔步于街头，寻觅着下一个雇主，或者被下一个雇主所寻觅。
没有人传颂他们的故事，没有人书写他们的传奇，即使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更甚于传奇。他们只是历史书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页里匆匆带过的一句话，那华美豪奢的衣饰下裹着的始终只是一个又一个无名的死魂灵。
这便是刺客故事的开端。
朱利亚诺的这个有关刺客的故事，像所有刺客的故事一样，开始于街道。
那年他七岁。夏季的梵内萨城邦酷热干燥，灼热的阳光炙烤着街道，仿佛连那些白石岩板铺成的道路都能融化。平民别无选择地顶着烈日工作，朱利亚诺则像所有的贵族一样，去乡下的别墅避暑，直到天气从炎热转为凉爽才会回来。那年他七岁，在他短暂的人生记忆里，这一年和过去的六年没有什么区别，而在梵内萨城邦，这一年则值得大书特书。春季时由于春旱，大量饥民涌进城市，占据街道，带来拥挤、犯罪和市民们此起彼伏的抗议。到了夏季这个时候，被民怨逼得走投无路的总督派遣城卫队驱散难民，掀起了几场不大不小的打斗，结果冲突愈演愈烈。上城区的城门由于“不幸的流血事件”而暂时封闭，所以朱利亚诺一家若要乘马车出城，只得绕远路走下城区。当然，对于年幼的男孩来说，走哪条路没有多大区别，他小小的世界里，每座城门都是那么宏伟，每条道路都是那么宽阔。他住在上城区深宅大门的宅院里，被疼爱他的父母好好保护着，不知道外面发生过、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一切。稍晚的时候，由于秋季作物歉收，更多的难民涌进梵内萨城，粮价飞涨，许多难民和本城的贫民因为挨饿，没能度过冬天。直到又一年春季来临，虽然这个春天雨水充足，是个好年头，可梵内萨城内堆积着大量死尸，死尸引来专吃腐肉的乌鸦和什么都吃的老鼠，乌鸦和老鼠则带来瘟疫。接下来的一年，瘟疫肆虐于梵内萨城，死神漆黑的衣袂从上城区的贵族豪宅飘到贫民窟的残破窝棚，上至尊贵的总督，下至卑微的乞丐，都无法逃过祂收割万物的镰刀。死神又乘着马车和船只飘到约德地区的其他城邦，飘到“洁白”的多罗希尼亚、“典雅”的阿刻敦和“宏伟”的赞诺底亚。死亡的阴影笼罩这片美丽的海滨足有三年之久，成为一代人记忆中无法消除的恐怖烙印。
而对于男孩朱利亚诺来说，这场瘟疫于他不过是在乡下度过的无忧无虑的三年，和对于“突然被父母叫回老家结婚”的年轻女家庭教师的思念。（后来连这份思念也逐渐淡去。）他跟随双亲去乡下避暑后，便没有回城，直到大瘟疫过去，十岁的朱利亚诺才被父亲接回家。当然，他那位女家庭教师再也没有回来。
朱利亚诺的关于刺客的故事开始于下城区通往城门的街道。夏季被骄阳烤得闷热的车厢憋坏了七岁的男孩。他美丽而慈爱的母亲手持一柄缀满蕾丝的折扇为他扇风。但这微弱的风无济于事。淘气的男孩一把推开车窗，渴求一丝凉风为他带来些许慰藉——凉风是没有，热风倒是灌进车厢，不过，总比密不透风好多了。
这是朱利亚诺第一次目睹下城区。这地方令他大为震撼：路面破落，房屋矮旧，行人穿着打满补丁的衬衣，乞丐蜷缩在阴影下不知死活，每个人的眼神都带着悲伤和警惕。朱利亚诺险些以为自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那干净整洁的大理石路面去哪儿了？那郁郁苍苍的行道树、清澈的喷泉和总是穿着世上、面带笑容的男男女女去哪儿了？这里真的是他的城市，他们“伟大”的梵内萨城吗？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