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尼古拉姨父说。
安东已经走到结冰的碎石路上了，拎着一个孤零零的提包，里面塞着布料样品。他告诉尼古拉姨父自己是个纺织品推销员，需要把这个角色演好。石子在鞋底咔嚓作响，他重新穿过冻硬的泥地，跟着这个年老的牧马人回到房子里。狗不认识他，自始至终在吠，龇起牙齿，绷紧了拴在项圈上的铁链。
他重新穿过童年时的居所，熏黑的壁炉、光亮的铜茶壶、油腻的木桌和覆盖在厚厚灰尘下的圣像。尼古拉姨父从来不是一个高大的人，在这片疏于打理的昏暗中，他看起来比安东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要矮小，白发稀疏，一边肩膀垮塌着，好像提着什么看不见的重物。他走进卧室里，出于礼貌，安东停在门口，看着他在柜子里翻找。
“这里。”尼古拉姨父递出一个比手掌略大的方形饼干盒，盒盖边缘都是磕碰出来的凹痕，“她想把这个给你。”
里面是一枚生锈的胸针和一张照片，安东把首饰拨到一边，拿起照片。它捕捉到了模棱两可的一刻，上面的人似乎未能决定要不要露出笑容，目光游移，带着凝固的疑心。他翻转照片，有人在右下角用铅笔写了年份，1937，没有名字。
“你的母亲。”尼古拉姨父说。
一个陌生人，对安东而言。他把照片放回原处，盖上盒盖：“谢谢。”
“那时候是八月，她们第一次去莫斯科，奥尔加和你母亲。”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点了点头。
“奥尔加会希望由你保存这张照片，她如果来得及——”
“我该走了。”安东打断了他，“在天黑之前。”
对方点点头，看起来有些难堪，安东想说些补救的话，但不知道应该从何开始。他也许说了再见，也许没有，尼古拉姨父这一次没有送他出去。冻雾像帷幕一样落下，太阳遥远而疲乏，被稀释的光线勾勒出远处森林的阴暗轮廓。汽车停得很远，因为他声称自己是坐火车来的，毕竟这才是推销员应该使用的交通方式。
安东把行李扔到副驾驶座上，花了十多分钟才发动了引擎。暮色像是要淹没这辆孤零零的车，汹涌而来，原先是一种通透的灰蓝色，然后变成惨淡的灰色。农场早就从后视镜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茫茫无尽的旷野。车载收音机找不到信号，不管调到哪个频道都只有白噪音。一段枯干的河床从路的右侧出现，转了个弯，向远处延伸。安东把车停在路边，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听着引擎空转的低沉声音。过了一会儿，他戴上围巾，从提包里取出饼干盒，下车。
积雪比他想象中要厚，而且充满欺骗性，有些地方是隆起的石块，另外一些地方却深及膝盖。倾斜的河岸边有几棵瘦弱的枯树，周围的雪新鲜松软。安东把盒子埋进雪里，踩实。他背负着的幽灵已经太多了，无法再带一个。
车头灯亮着，刺穿逐渐变深的暮色，凛冽的冷风夹裹着雪粉，拉扯着他，像一双不耐烦的手。他向那点孤单的亮光走去，因为寒冷而低着头。
——
华沙那边再没有任何消息。俄文报纸只字不提被枪杀的苏联叛逃者，欢快地报道莫斯科芭蕾舞团巡演。英文报纸早就被军情六处笑容可掬的联络官和他的美国同僚们扼住咽喉，套上了项圈，含糊地引用了一位“未具名的知情人”，说一个随乌克兰商团来的贸易代表意外死亡。唯有法文报纸使用了“枪击”一词，但仍然没有提及除了苏联人之外的另一个受害者。
东柏林联络站藏在一栋回音重重的水泥建筑里，原本是战后临时搭建的仓库，短暂地被改成住宅，后来又改了回去，显得不伦不类。砖墙把仓库切成并不整齐的四份，分别租给了不同的公司。安东每天早上骑车到这里来，推开挂着“安卡拉布料贸易：土耳其挂毯及各类纺织品”铜牌的那扇门，把单车推过被布料样品和打字机咔嗒声淹没的办公室，再抬下一小段楼梯，那里还有一扇门，写着“贵重地毯存放，进出需登记”，由一个睡眼惺忪的警卫看守，安东出示他的证件（“B. 里克特，资深推销员”），把单车搬进去。
门后面就是另一个世界了，他和海因斯的世界，捷尔任斯基广场11号的世界。东柏林站有两个译码员兼翻译，如无必要，绝不和卢比扬卡的孩子们说话，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谨慎，也可能是见多了来来去去的间谍，把他们看作不长久的易耗品。除了负责窃听的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伊萨耶夫，安东不认识任何人。彼得有效地把他从旧情报网中剥离，安东不能联系波恩和伯尔尼的线人，至少无法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这么做。
“美国人把嘴闭得很紧。”当他绕了许多个弯，终于问起华沙事件的时候，伊萨耶夫回答。那是个多云的三月下午，他们在栗树的阴影里抽烟，仓库旁边这一小片荒地一直挂着待租的牌子，始终无人问津。
“但是？”安东问。
“但是，一个好事的法国记者，碰巧有个相熟的餐馆侍应，这个侍应的弟弟是大使馆的波兰语翻译。”伊萨耶夫冲安东笑了笑，耸耸肩，好像在说你也明白流言机器是怎样运作的，“他说中情局的人死在去医院的路上。使馆禁止任何人谈论这件事，但是他的朋友，一个法语翻译，碰巧在机场接奥赛码头 派来的政治特使，声称自己看见一个棺材被运上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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