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前两个水龙头都是坏的，莱昂拧开第三个，俯身洗了洗脸。水滴到衣领上，他还穿着那件旧毛衣，夜班发报员借给他一件外套，换下那件从火车上偷来的，沾着血迹的那件早在火车通过土耳其边境之前就被扔掉了。
电话响了起来，六个里的其中一个，许久，无人接听。声音在走廊、前厅和四个壁橱大小的办公室里回荡。伊斯坦布尔联络站的伪装是一家旅行社，挂在门口的铜牌这么宣称，而镶在相框里的褪色风景照片和杂志架上快要满溢出来的打折套餐小册子进一步说服意外闯入的人们，铜牌确实没有撒谎。旅行社有一辆小型巴士，雇佣了一个当地司机，自然是为了接待游客，绝不是别的什么原因。
有人敲了敲洗手间的门，莱昂抹了抹脸上的水，拨开了锁。夜班发报员站在外面，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支点燃的烟，一个黑色帆布包挂在手臂上。
“司机到了，”他告诉莱昂，“下楼，右转，第二个街口再右转，你会看见一个停车场，我相信你知道一辆巴士长什么样。”
莱昂说他应该知道。
“别和司机说话，不过说也无妨，他不会英语。我们告诉他你是个摄影师，”黑色帆布包被塞到他手上，“你记得地址吗？”
莱昂从外套口袋里摸出写着姓名和地址的半张纸，对方摇摇头：“当我说‘记得’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就算有人把你的头按进水里，你还能拼写出街道名。”
“我记得。”
值班发报员取走那张纸，掏出打火机，点燃。
远处，宣礼塔的喇叭响了起来，呼唤人们参加今天的第一次祈祷。
——
雪盖住了被烟熏黑的屋顶。
莫斯科似乎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永恒的雪，清晨的冻雾，低垂的太阳，空旷的街道和广场。空气本身像是长了倒刺，在呼吸的时候刮破上颚和喉咙。安东上一次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奥尔加姨妈还活着，对那颗悄然生长并最终杀了她的肿瘤一无所知。在最后那个痛苦的星期里，尼古拉姨父向管理农场的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普利瓦洛夫借了卡车，把她送到列宁格勒，然后又送到莫斯科，她在那里死去，又被同一辆卡车运回农场，下葬，泥土被冻得如此坚硬，铁铲像是敲在钢板上。这一切都是彼得转告给他的，七个月之后，在华沙一家咖啡馆里，阳光晒暖了他的后背。
安东不记得他的父母，奥尔加姨妈坚持说他们都是病死的，刚开始的版本是霍乱，后来又变成了肺炎，但时间是肯定的，1939年，许多父母都在这几年间“病死” 。当安东问起墓碑在哪里的时候，她会佯装发怒，开始用“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来称呼他，命令他滚出厨房。
他的童年是霜冻的沼泽，当他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带着一种贫乏的、预科学校毕业生的想象力，问他这是不是一个比喻，不是。奥尔加姨妈家在沼泽边上，农场最偏远的角落，往西走。尼古拉姨父照顾马匹，两个表兄像驮马一样工作，并不怎么和他说话。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索科洛夫，年幼的局外人，独自在旷野里玩耍，用弹弓打田鼠和偶尔出现的狐狸。学校是日久失修的教堂，每周两次，他在长凳上抄写西里尔字母表，弯着腰，壁画里缺了一只眼睛的圣徒严厉地俯视着他。
路灯熄灭，太阳还没有出来，捷尔任斯基广场 阴影幢幢，这似乎也是它一直以来的样子。人们不得不路过这里的时候都低着头，像独自穿过峡谷的牧民，屏着呼吸，生怕被狼群察觉。安东按紧帽子，走进阴影里。
克格勃寄生的这栋建筑物内部由深浅不一的棕色、黑色和米黄色构成。彼得的办公室是其中一个稍微比其他地方更阴暗一些的角落。他不常在这里出现，彼得是那种喜欢巡视蛛网每一个角落的蜘蛛，只会在风暴快来的时候回到蛛网中央，用细瘦的、布满斑点的节肢拨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丝线。
“火车，”彼得开口，皱起眉头，像是突然之间忘记了哪一班火车，“终点站是伊斯坦布尔。”
我知道，安东想，并没有说出来。
彼得点了一支烟，把烟灰缸拨到桌子正中央。房间里没有窗户，灯泡浸没在烟雾里。彼得就只是彼得，没有父称，没有姓氏，也没有解释，从安东还是个军校生的时候开始就是如此。行动处处长有着蜘蛛般的耐心和不容外人干扰的节奏，安东等待着。
“去年十月，一位尤里亚诺夫上尉叛逃到美国，在他随身带着的礼物里，有一份五十六页的名单，克格勃的谍报网，不是全部，但也足够把孩子们从地窖里拖出来，撕成碎片。”彼得磕了磕烟灰，“问题：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被撕成碎片？”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安东继续等待着。
“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找到钥匙，直到‘乌鸦’把它偷走。”拿着烟的手晃了晃，“我们不能把孩子们都叫回来，你明白的，他们当中有些人走得太远。所有人都背上了死刑判决，没有人知道行刑时间，也许是两小时后，也许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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