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乌鸦要来了，这流言已经在领事馆里传了好几个月了，从顶楼办公室流出，被翻译们带到楼下，继而被无线电发报员们截获，在他们那狭窄杂乱的小房间里蛰伏了几天，终于在餐厅里像痢疾一样传播开来。领事为此大发雷霆，但如果有什么是领事和上帝都做不到的，那就是收回传出去的流言。
美国驻斯特拉斯堡领事馆无线电发报处原本有三个雇员，一个仿佛和无线电本身一样古老，另一个似乎还没读完十年级，夹在中间的是莱昂·克里斯滕，这是个尴尬的名字，他自己也这么认为。法国人怀疑他是德国人，要不就是比利时东部乡下挤奶工的儿子。而德国人，在听到他的教名时，往往会假设他能说阿尔萨斯语。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他那个当牧师的舅舅起的，用于纪念莱昂从未见过的外祖父。他的同僚们采取了一种并不恰当的折中方法，叫他克里斯，天长日久，人们便彻底忘记了莱昂·克里斯滕，只剩下发报处的克里斯。
年长的译码员是圣诞节前一周离开的，临行派对在餐厅里举行，没有音乐，倒是有一锅黏糊糊的甘蓝汤和略微烤焦的果仁小饼干，气氛就像曾祖母的葬礼一样愉快。领事本人并未出席，文化参赞 提前走了，声称自己有紧急事务，莱昂怀疑这“紧急事务”和参赞的裤裆密切相关；剩下的人在译码员冗长的道别致辞结束时惊醒，困惑地鼓掌，送他坐上开往火车站的车，各自松了口气。
自此之后，发报处只剩下莱昂和那个长着痘疤的男孩。
“那么，”男孩问，他叫汤姆，他的父母想必很希望他融入人群中，消失不见，“谁是‘乌鸦’？”
莱昂并不知道，但他新近成为了无线电部门最年长的雇员，一种崭新的权威感给了他一种必须回答的压力。“我们不公开谈论他，”他抽出一支削尖的铅笔，假装在抄录凌晨从华盛顿来的电文，“你知道领事昨天是怎么说的。”
“你见过他吗？”
“不，我没有。你为什么不坐下来，做点有用的事呢，托马斯 ？”
男孩张开嘴，但在他来得及说什么之前，门开了，戴维探头进来，冲莱昂打了个响指：“领事要见你。”
莱昂站起来，把困惑的男孩留在发报室里。领事一般不和他们有什么交集，向华盛顿发月度报告的时候也宁可亲自动手，绝不让处于食物链底端的无线电发报员摸到神圣的报告，哪怕里面只有酒类报销单。戴维走在他后面，像驱赶羊群的柯利犬。所有新雇员都会迅速发现，副领事戴维·帕克是这里的实际掌权人，已经服务过两任领事。有传言说他曾经在东柏林当过卧底，但传言，就像领事馆的其他一切，真假未明，不予置评。
领事正在打电话，竖起一根手指，示意他还需要时间。莱昂站在门边，听着领事和电话线另一头的人讨价还价。办公室里有两张桌子，戴维在靠墙那一张后面坐下，戴上眼镜，拧亮台灯。
“克里斯，是吗？”领事终于挂上电话。
“莱昂，先生，莱昂·克里斯滕。”
“当然。在这里工作多久了，莱昂？”
“圣诞节之后就是三年了。”
“能说俄语吗？”
“能，但我的法语和德语更好一些。”
“很好，很好，”领事点着头，虽然发报员并不明白好在哪里，“我们需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先生？”
“戴维会给你一辆车，”领事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看了副领事一眼，得到后者颔首许可才继续，“是的，一辆车，一辆雪铁龙，我想，一辆能胜任长途旅行的车。”
“为什么？”
“显然，斯科特，原定的司机，得了急性肠胃炎——”
“领事的意思是，”戴维温和地说，接过发言权，就像从步履不稳的幼儿手里取走玻璃杯，“你会去一趟贝尔格莱德 。”
“无意冒犯，先生，但为什么？”
副领事摘下眼镜，仔细地擦了擦，把它放到电话旁边：“因为你会把‘乌鸦’接回来，克里斯滕先生。”
——
莱昂·克里斯滕绝不是为了成为无线电发报员而跳进外交这个浑浊鱼塘的。
他的母亲，上帝保佑她卫理公会的灵魂，更希望莱昂能当个兽医，这样当牧场里的母牛要生产的时候就不需要到二十公里外把那个喜欢嚼烟草的墨西哥人请来了。当莱昂最后一次从华盛顿回来，宣布自己即将被派往欧洲的时候，克里斯滕太太往装厨余的垃圾桶里吐了一口痰，继续搅拌锅里的马铃薯浓汤。
莱昂在1972年1月23日到达巴黎，坐的是一架C5运输机，和四五十个木箱一起塞在机舱里，木箱上没有任何标签，也许是飞机组件，也许是冻干保存的苏联间谍。没有人在机场接他，莱昂拎着从舅舅那里借来的小手提箱，在机场等了一个小时，觉得自己像个战争孤儿。领事馆显然指望这位初来乍到的外交官能独自征服法国国铁令人迷惑的庞大系统。
奇迹般地，他做到了。
戴维·帕克把这个从康涅狄格州来的年轻人带到译码员利亚姆面前，就像随手把捡来的小狗丢给鼻子发白的老狗。教他这玩意是怎么运作的，副领事说，必要时也可以让他做些别的。“这玩意”指的是无线电发报机。“做些别的”指的是打扫茶水间和定期喂饲在围墙里徘徊的几只流浪猫。最肥壮的那只斑纹公猫名叫基辛格 ，其余的没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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