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城镇化 注 温铁军2013年12月1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双周大讲堂上的演讲。
（一）宏观背景：生产过剩与投资拉动
我们先根据一个政治经济学常识来说，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遭遇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而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延缓爆发。
什么叫做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呢？那就是生产过剩。
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应该知道，西方在1929—1933年爆发了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过剩危机，在这个危机打击之下，大多数坚持自由市场制度的西方工业化国家都垮掉了，在西方工业文明时代，只有能够以国家直接干预的手段来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的国家，才维持住了，没有失败。
具体是哪些国家呢？那主要是罗斯福新政条件下的美国，他把美国庞大的过剩生产能力通过政府干预直接转向了内陆基本建设，因此罗斯福带领着美国，尽管也遭受了危机的打击但是也维持住了；另外一个，欧洲的德国，尽管它的逆周期调节经验在战后被成王败寇的意识形态差不多完全掩盖了，但大家应该知道德国在战前，也是将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了内陆的基本建设，建立了当时欧洲第一套全国范围内的高速公路系统，因此，维持住了自己的工业化生产能力，没有衰败；再有就是苏联，前苏联尚在工业化的发展时期，还未表现为生产过剩。
如果看整个西方（包括苏联在内），主要有三个国家：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德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三个国家有个共同点：即以国家干预为手段来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本国内陆建设。并且，最后是这三个国家打在一块，两个联手打败了一个，形成了战后双寡头垄断的地缘政治。
诚然，这就是西方当年的实际情况。至于它在战后的冷战时期被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怎样包装，以及如何用所谓服务于冷战的社会科学理论来支撑这些西方意识形态，那只是西方知识分子们的无奈和大众的无聊。
历史上真实的过程其实很简单明了：这三个使用了国家直接干预为主要手段的国家，化解了在资本主义阶段必然发生的一般内生性矛盾——生产过剩这个危机的打击，维持住了工业化时代的生产能力，最后这三个国家打在一块，形成一个国家之间直接用战争手段打出来的结果：双寡头垄断。美苏双寡头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服务性的社会科学系统，就有了今天在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
如果各位至今仍然沉溺在这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中，那恐怕这辈子就算交代了。为什么呢？思想很难再超脱了。我没义务做批评，只是希望年轻人还有思想创新的能力。
长话短说，中国人什么时候遭遇了类似的生产过剩大危机呢？是在90年代。1997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中国在1998年出现生产过剩这个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
这个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不是我说的，如果只是我说的，大家可能会更愿意质疑。当年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马洪先生和陆百甫先生，这两位分别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副主任。他们写了一份报告及时提醒中央，我们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下降的情况下进入了相对生产过剩。
此外，中青年经济学家也有提出，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90年代中国加快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个喜悦之中，尚不及反思的时候，大“海龟”林毅夫，芝加哥学派在中国的传人，却不受本学派思想的约束，带领当时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式写了报告，明确要求中央及时借鉴罗斯福新政——既然遭遇生产过剩，唯一可兹借鉴的只有罗斯福新政，并且也是在这个政策建议中，林毅夫明确指出：西方遭遇生产过剩最终走向二次大战，我们遭遇生产过剩不能这么干，只能把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所以林毅夫接着在1999年在国内最早提出，只有以国债投资于新农村建设，我们才能缓解“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这是1999年，比2005年中央政府提出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早了6年。
那时我在政策部门工作，这两个材料我都看到了。但，如果仅是经济学家提出政策建议，那还不足以使中国发生战略决策的转变。中央领导人中还有重量级人物，当时政治局常委、主管外经外贸工作的李岚清副总理，他在1998年1月6号直接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封信说，我们正在加快全球化，现在是外需拉动GDP为主，1997年中国的进出口占GDP的总值高达70%以上，已经属于世界上“经济对外依存率”最高的国家（各位，别说我们没有玩全球化，那时候已经过度全球化，反过来把我们玩了！什么结果呢？对外依存度最高却陡然遭遇外需大幅度下降），当时1997年外需对GDP贡献超过40%，但1998年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可能下降到对GDP增长的贡献连百分20%都不到，所以建议中央紧急采取对策。这才有江泽民直接批复给朱镕基，朱镕基紧急组织一批当时财经部门的司局长、处长们，几十人做方案，紧急启动应对性战略调整，1998年3月从外需拉动直接调整为投资拉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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