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府公司主义体制的发展及其改革的路径依赖 注 温铁军2009年关于应对2008—2009年华尔街金融海啸转化为全球经济危机的多次演讲中的一次。
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是一个基本体制矛盾，也是内向型工业化原始积累派生的。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提出“三农”问题来讨论的时候，就曾经强调，产生中国的“三农”问题的根源是两个基本矛盾：第一个是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这叫作基本国情矛盾；第二个矛盾，是在这种基本国情矛盾约束下又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于是就产生了国家工业化从农业提取积累的客观需求，也就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
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适合工业、农业和城市发展的平原地区只占国土面积的12%左右，水土光热四种资源条件匹配的地区不到10%，又主要是在沿海地区，聚集了十几亿人口的大多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乃是经济地理条件约束的结果，并非人为产生。
在近代史上的殖民化和解殖斗争中，中国的仁人志士们知道了必须加快工业化才能有真正的国家主权的道理。如同所有后发工业化国家一样，随之出现的问题是，靠谁来加快工业化？当然，在中国主要是靠长期战争打出来的强势政府，于是中国的国家工业化不是从一个分散的私人作坊起步的资本积聚的进程，这也就在根本上不同于至今没有进入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
（一）研究真问题：中国的政府公司主义
1．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与政府公司主义。
大家都知道，原始积累是任何主义和体制条件下进入工业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至于这个阶段是由资本家来完成还是国家来完成，只是派生的问题。
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是由国家来完成的，也就由此形成了中国的政府公司化体制。至于应该叫什么主义，那是搞意识形态的朋友们关心的问题，搞经济研究的人关心的只是说清楚经济主体是谁。由于这个原始积累阶段的经济主体其实就是政府，因此，我们改革开放之前属于政府公司化经济体制，或者叫政府公司主义。
政府公司主义不是仅在最近60年内产生的，而是在19世纪末——当清朝开始推行洋务运动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了——也就是以湘淮两军借太平天国之战崛起而掌控的地方政府为主体直接从事工业化，当时先叫“官办”，后来“官督商办”，再后来，才是“官民合办”。
2．两个农业剩余对原始积累的贡献。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之前，政府公司主义的国家工业化主要是靠强制建立人民公社这种集体化体制从农业提取两大剩余：
第一，集体化能够成规模地集中土地，也随之成规模地集中农业收益，这就大幅度地降低了国家提取工农产品剪刀差的交易费用。
第二，这种体制能够成规模地集中使用劳动力，替代外部封锁条件下的稀缺程度趋零的资本要素。一般市场经济理论讲的是要素相对稀缺，但在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宗主国停止投资之后的资本稀缺程度趋零！即使有形成市场体制的愿望，也没有现实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高度组织化的农民劳动力，集中地、规模化地投入于基本建设，以此替代稀缺程度趋零的资本。
3．后期改革的“路径依赖”。
早期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进程之中形成制度，并且对其后的经济改革构成路径依赖。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被路径依赖所制约，从一个中央政府承担经济主体角色的中央政府公司主义，直接转制为数万个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单位——在农业几乎不再有可能产出剩余的条件下，仍然要靠占有农村土地资源、资金和劳动力来继续维持经济增长。
改革前后之最大的不同，在于此前公司化的政府主要为国家工业化提取资本原始积累，此后则是为国际资本提取剩余。此外，改革后政府公司主义的优势在于强力的宏观调控和扩张信用（例如1997年为应对金融风暴，用国债政策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外资）。
而在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则一方是提取农业剩余，另一方是劳动力集中使用替代资本（劳动力分散使用可以形成作坊，劳动力集中使用才可以替代资本）。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了剪刀差的情况，中国90年代以来物价指数的变动过程说明，无论是高物价还是低物价，都和政府如何导向改革，或者说是和制度变迁有直接关系。
大家知道，由于1972年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设备和技术改造国家工业，随后在70年代末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为代表的支付危机，财政危机下的1980年提出的城市改革思想是放权让利，措施上首当其冲就是财政分级承包，结果是一个政府、一本财政的统收统支体系，短期间演变成了当时70000个左右的政府都成为大大小小的经济主体——从一个中央政府公司化，演变成多少万个地方政府公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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