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
世纪之交已过10年，除了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都没有如期完成联合国制定的、各国领导人郑重签署的“新千年计划”。更吊诡的是：完成了新千年计划的中国却越来越成为西方带领的、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主流话语批评的“靶子”！甚至国内外谁都可以凭借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内含的“政治正确”随意敲打中国，而邯郸学步般地跟从西方话语的主流中国人也恨不得自断股肱……
由此，怎么看待全球二八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规律，就成了中国人能否有效地把中国经验从特殊论提升到“一般论”的理性高度的重大话语权问题。
于是，今天的题目是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
（一）理论创新：成本转嫁论——全球金融化是如何加剧制度性贫困的
首先，我们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的问题意识：随着战后西方产业资本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生的全球化及其派生的制度性贫困问题，已经在世纪之交出现了重要的、但却被学术界视而不见的结构变化。
一是从政治上看，越是政治现代化国家其制度成本越高，越难以化解债务危机。因为，虽然世界上的政府负债已经从发展中国家负债为主，转变为发达国家政府负债占比高达70%以上，但那些因长期忝踞发达国家地位而构建了制度权和话语权的“新债务国”们，却根本就不会认同他们自己确立的债务国必须接受债权国制度要求的原则。结果是：新债务国显然都趾高气扬地赖账，理直气壮地索要债权国“救助”，一度最亮丽的世界主流秩序势必被其构建者“始乱终弃”……
二是从经济上看，越是结构高度化的超现代经济体，基尼系数越高。其中，最发达的现代化美国GDP的85%以上来源于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其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超过0.5，大约1/5的人口不得温饱，属于高度现代化条件下拉大贫富差别的典型。在中国最现代化的香港特区GDP的80%以上来源于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并且也是基尼系数高于大陆大部分省市的地区。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比最高的是印度，其贫困率也高达1/3以上（民间组织认为1/2），属于贫富差别拉大、贫困问题严重难以缓解的典型国家。同理，如果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或现代化大城市愿意把外来打工者纳入本地贫富差别统计，也会出现基尼系数显著提高的现象。
归纳已发生的经验过程可知，体现“西方特色”的政治和经济越是高度现代化，反而产生的贫富差距更大。高度现代化与贫富差别拉大这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因果关系，只不过构成这种因果逻辑的变量及其结构尚待验证。
其次，自从华盛顿共识问世，人们就自觉不自觉的接受其规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内涵：世界只有20%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白人及其后裔为主），已经进入现代化，另80%的人口（有色人种为主），很难再进入现代化。另外的派生内涵是，因为20%的人口享受现代化就已经造成了环境的不可持续，再让另80%的人进入现代化，地球环境就无法承载了。基于这种占据主流地位的共识，无论中国怎么说和平发展，人们都不信。因为如果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人进入现代化，就改变了华盛顿共识，世界就不再是二八开这个被称为自然界“黄金分割定律”在人类社会的约束，就被中国人突破变成了四六开。由此可见，无论中国人是“乖”还是“张”，西方主流的制度文化都会自发抗拒中国进入现代化。
再次，当人们讨论全球化的时候，需知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全球金融化。金融化进程中，人们都看到的资本化是一个方面，但资本化的前一个方面是货币化，没有相当强势的政府印刷出纸币并“赋权”于货币信用的货币化加速度过程创造大规模货币增量，金融资产总量不会如此短期就大规模提升，这种依托政治强权的金融资本所主导全球的资源资本化，也就不会有强势地占有资源转化收益的工具。
因此，人们需要分析，当代全球化的实质内容不是教科书上讨论的商品生产和自由贸易。今天占据主流的西方世界更主要依靠的是两个增长：政治强权的增强及其派生的货币化增长和货币大规模增发派生的作为资本化主力的衍生品交易量的增长。
而制度性贫困，则是与这种全球化伴生的成本转嫁与生俱来的。
总结我在最近十几年开展国际比较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只有五个字：成本转嫁论。亦即，制度性贫困是承载了不断累积的全球化代价的客观结果。
这是个以政治经济学为框架、以制度经济学为方法的理论创新。
从这个客观研究反过去找理论资料的时候，就找到了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这属于一个讨论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提出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体系，这个基本框架可以做我们分析全球化的一个理论工具。此外，则也承袭了萨米尔·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与相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已经属于最具革命性的新制度经济学相比，这些理论更具批判性和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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