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通过国家赋权与地方创新破解“三元悖论”
——重庆发展经验解析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对区域中观治理创新的研究成果之一，主要观点系温铁军主持科研团队集体调研、讨论后形成，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士生胡骏根据董筱丹副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2015—2016学年春季学期“区域经济学”课上讲授的内容整理，课题组首席专家温铁军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副院长张兰英共同审阅定稿。】
从国家综合性安全角度看，重庆是长江上干流最西部的重要战略城市之一、“长江国防体系的三大支点”之一，重庆所在的西南地区也是明清以来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重庆模式”这一概念最早是在2010年由七大部委联合推出，当时认为其优势在于通过系统工程解决解决重庆房地产问题，同时在促进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随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对于重庆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从更长的时间维度以及宏观层面进行剖析。本文认为，中国自清末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一直没有破解的中央—地方—基层“三元悖论”，在重庆得到了相对有效缓解，是以其区域创新值得持续关注。
近代以来，如果以19世纪末为起点，则可大致将重庆的发展分为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金融化三个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势力愈益侵入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重庆于1891年开埠，由此拉开了这个内陆城市与全球政治经济接轨的序幕。
开埠以后，近代工业和外国资金以及西方宗教开始涌入，重庆的政治、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加剧，20年后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也开始在这里埋下伏笔。从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重庆的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是面向本地区民生消费的轻工业，兼有采矿等资源型产业和航运、金融等服务业。但是受资金和地域限制，这渐进而缓慢的资本主义发展期间的企业普通规模小、资金力量弱，重庆并没有能力自主地形成完整的产业结构。这是重庆的“前工业化”阶段。
后来，重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特点明显，可称为“三次飞来的工业化”。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始于1937年抗战爆发带来的“突变”。1937年冬，日本军队占领南京，民国中央政府被迫西迁至重庆。1940年宜昌失守前，堆积在宜昌的申钢厂、渝钢厂、航空兵站以及广东、陕西、南京、巩县等兵工厂的器材抢运入川，重庆一举成为各种工业和党政机关、大学等集中的地区，直接带起了重庆的第一次近代工业化和现代社会发展。由于“内迁各厂中，迁往重庆的占了半数，且这半数之厂均为兵工署所辖重点厂家，应该说是我国兵器工业的精华”，这为重庆的工业化打下了深刻的兵工特征的烙印。
第二次工业化同样出于战争威胁下地缘战略的考虑。1964年，三面受敌、处于“新月形包围圈”下的中国启动“三线建设”，将沿海沿边工业基础迁往中西部的三线地区，重庆有了依托举国之力进入第二次工业化的机遇。到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领导人对美欧开放之前，西部都是国家工业投资的重点；重庆兵工工业得到强化，成为重庆第一大支柱产业；重庆成为整个西南地区的军重工业高地。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政府在宏观经济危机压力下提出的应对性改革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中央决定大裁军的同时期，大幅度减少军工投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财政分级承包制下有了财政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部分兵工工业转向民用产业，重庆可以利用自己的发动机和钢铁产业基础生产摩托车等适合山地消费的产品，乡镇企业也乘势而上，成为支持农村公共事业、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但大部分过去由政府供养的兵工工业部门转到面向市场求生存以后，因本不具备面向市场的条件而遭遇重重尴尬乃是势所必然，就像前苏联解体后集成了大量高科技的航母也只能切割了当废钢板来卖。
80年代后期，中国在外汇短缺的背景下实施政策优惠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对外开放”战略，沿海地区直接进口生产设备从事“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内陆地区的第一部类的生产部门（生产工业设备的部门）不能与下游的生产终端消费品的第二部类生产部门形成产品交换和价值循环，发展空间被进一步挤占和压缩。重庆资金、技术、人才都“一江春水向东流”，麻雀、孔雀都往东南飞，在国企衰败、职工下岗这样的恶劣环境之内，依靠暴力抢地盘、抢生意成为最低成本的资本扩张手段，由于在山区维持正规治理的成本显著高于平原地区，重庆的经济和社会治理都如其“雾都”的天气一样呈现灰蒙蒙的色调。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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