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百年乡建 一波三折
【本文作者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硕士生导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潘家恩，原文刊于《读书》，2015年第4期。本文是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ZDA064）和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中国乡村建设史述要”系列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特别感谢温铁军、何慧丽、董筱丹、黄志友、杜洁等师友的修改建议。】
温铁军先生在2001年《读书》第3期的《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这一研究提纲中，通过以百年中国历史上四次工业化的内在动力与联系效果为主线，从“收益—成本”角度指出其对“小农”及中国发展道路的深远影响，努力摆脱意识形态化下“左—右”二分逻辑的可能限定，为重新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框架。
如果继续这样的整体性视野，并以“三农”为基本立场与分析角度，通过回到具体历史脉络并对国情限制保持充分自觉，是否可能将百年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乡村建设实践及宏观历史背景融合起来并建立起内在逻辑相关？如何打破历史与当代实践在时空与叙述上的割裂，通过“跳出乡建看乡建”，重新理解百年近现代历史间隙中那些形式不同但实质呼应，某种意义上“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
中国作为以农业为传统文明类型及以农民为主的超大规模原住民人口国家，近代以来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整体性变革，既产生出再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百年轮回”经验过程，又派生了由“三农”承载代价的实际后果，同时也孕育着“乡村建设”这一延续百余年的社会大众改良实践。但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所强调：“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 其自然不限于技术层面的革新或单一问题的回应，也不只是一村一镇的个案实践与微观做法，而是对数千年中华文明之社会参与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扬。
如果说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所推动的“自强运动”，体现着被压迫民族的自尊与憧憬，同时也作为封建统治者及上层精英们的“自救”。然而随着甲午以来“体用说”及其指导下洋务实践的破产，则产生着更为整体性的“西化/现代化”动力——全面激进变革在屈辱与受挫中逐渐成为时代强音。虽然主张各异，却共存着“都市本位、工业优先、从三农提取剩余、巨大成本向乡土转嫁”等特点，上层和精英的“自强”不期然地导致下层和乡土的“自毁”。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应，自动地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止……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其具体表现为：乡村经济中的“生产力三要素”多形式外流、乡土社会低成本稳态治理秩序随之解体、“乡/土”成之为问题与必须克服的目标对象；外加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制度代价向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和资源环境递次转嫁这一宏观国际背景，共同产生着“乡土社会整体性衰败”的普遍效果。从而促使乡村“自毁”之社会基础的进一步形成，遂使得乡村建设内在于因中西碰撞而剧烈变动之近现代进程。
1904年，河北定县翟城村乡绅米春明被聘为定县劝学所学董，开始以翟城村为示范，实施一系列改造地方的举措。米春明和他的儿子米迪刚等人一起，积极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成立自治组织和发展乡村经济。正是这些本地乡绅自发创造的“翟城试验”，直接孕育了随后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由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所主持的“定县试验”。如果说这个起于传统良绅结合“海归”子弟的地方自治与乡村“自救”实践是在村一级开始萌芽的，那么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先生在其家乡南通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县一级探索，正是这些20世纪初叶不同范围内自发的建设性实践，构成了百年乡村建设的萌芽与先声。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近现代乡村社会“劣绅化”进程中，“良绅”以建设性实践进行反抗与博弈的事实存在，而其所遭遇的困境张力及随后的整体式微也反证着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改变。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乡土社会稳态基础的进一步破坏，还伴随着“五四”之后“多元救国论”的兴起与落地。“一战”爆发所出现西化思潮反思的现实基础，“到民间去”、“实验主义”等则纷纷成为时代趋势与社会氛围。
在此脉络背景下，一批名家使乡村建设进入公众视野。其中既包括常被作为乡村建设代表人物而提及的平民教育教育家晏阳初先生、生活教育创立和践行者陶行知先生以及同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另类探寻的“最后儒家”梁漱溟先生；还包括近年来日益被重视的更多乡村建设实践者，比如：通过地方割据条件下的“和平红利”以完成建设，同时创造出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社会企业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开拓者卢作孚先生；在战乱频仍、土匪乱世与地方割据环境下推行农民组织化的早期乡村建设领导人、河南村治学院与宛西自治开创者彭禹廷先生；于1925年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主张与一切教育界、职业界联络，由此进一步面向社会并推进农村改进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开创者黄炎培先生；1920年毁家兴学，1928年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的民众教育家高践四先生；辛亥革命先驱、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旨在分期实现“三民主义”，以革除差役整顿警政、设立民团肃清土劣、清理丁粮改革赋税、破除迷信倡导文明等系列建设实践的福建营前模范村（1928—1933）创办人黄展云先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1927年6月所起草的《全国农协对于农运之新规划》第四节中还专门提出“开始乡村建设事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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