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14ZDA064）”的中期成果。主要内容是中期报告正文及课题发表文章的汇编。课题组设计这个科研项目的提纲时，便受惠于本项目首席专家集数十年交叉学科研究之大成，他提出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系统性思路得到团队专家的一致认同。因此，我们期望该项目成果报告能够体现“集成创新”——从全球化挑战、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应对输入型危机、遂有成本转嫁，而承载危机代价的乡村唯有加强善治才能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这个高度概括的逻辑关系，凝结着我们科研团队多年来从事国际比较和国内实践的综合性思考。2015年课题正式展开以来，中国恰好遭遇“经济下行期”，连带发生成千上万打工者失业，而乡村破坏、治理残缺难再发挥“劳动力蓄水池”作用等情况表明，课题组多年来强调的上述逻辑解释堪称“不幸而言中”……
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这个课题思想不仅由来已久、与时俱进，而且事关重大、殊为不易。
回顾1988—1994年的经济周期，当时以深改名义做出了应对危机的一系列政策，曾经引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诸多社会连锁反应。对此，我们在90年代中期就针对性地提出要用“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政策建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利益受损导致农村中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愈发严重，到90年代后期农村群体性事件无论从数量还是烈度都已经超过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大规模下岗引发的事件，领导人常常半夜接到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报告，以至难以睡个安稳觉！据悉，在中央正式接受“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这个政策建议之前，一度严重到中央平均每天接到27起群体性事件的报告。可见，农村中的基层治理问题，20年前就已经成了非常堪忧的混乱现象。
新世纪之初的2001年12月，本课题首席专家在国家领导人面前直陈“三农”时弊，明确指称90年代全面市场化改革以来党在“三农”工作上存在的倾向性问题。紧接着，2002—2003年，“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被党中央和国务院相继提出。
自2003年我们以民间力量为主在村里筹办“乡村建设学院”以来，就一直试图把本来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被危机应对政策激化的群体性事件转化成“非对抗性”。我们2004年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申报成功的国家985“中国农村发展试验创新（I类）项目”、2006年申报获批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也都是关乎于此。那个时候，在学术界内还未提出过发生在农村的社会冲突“本质上是对抗性”的相关理论，尽管理论家们对于把招商引资作为第一要务的地方政府亲资本政策也多有批评。因此，我们从立项汇报到开题研讨，都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向大家解释何为“本质上具有对抗性”的矛盾，以及在当代社会已经大量发生的对抗性冲突中怎么做才能把已经激化的矛盾从对抗性转为非对抗性。此后，我们申请的国家985二期项目继续深化了这项研究的指导思想。同期，课题首席专家多次出席国务院重大问题座谈会和有关部委的政策咨询会议，我们课题组有关国内外比较研究和基层试验成果，都成为国家政策的参考或依据。
在农村基层开展具有近现代历史意义的“乡村建设”（rural reconstruction）试验研究十多年之后，2014年我们第二次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虽然研究的主题还是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但在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2009年全球危机，演化为中国2011年以来的经济下行和投机盛行，最终造成2014—2015年的房市、股市泡沫崩溃，反过来恶化实体经济等一系列事件，不仅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国际化了，也使得未曾谋面的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们对本课题思路更加认同——金融资本的全球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成本转嫁，都与承载“输入型危机”巨大代价的乡村治理有关。
我们注意到：在全球经济危机打击之下，沿地中海国家形成了一个危机圈，圈内国家无论何种制度、何种宗教，几乎全部都爆发了严重的社会冲突。由此可知：全球化的成本转嫁所形成的巨大危机，对于大多数存在内生矛盾且情况比较复杂的国家而言都是挑战。我们据此形成了一个相对简单的经验性的判断：全球化条件下金融资本核心区的经济危机的代价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几乎全都表现为剧烈的社会冲突。总之，那些被称为“颜色革命”，或者是表现为其他部族、族群、宗教等一系列的暴力冲突，很大程度上和全球化的成本转嫁，或者和全球金融资本危机的代价转移有直接关系。课题组从国际经验比较研究的角度，认为中国尤其要关注全球化挑战下的国家安全。既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是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那么，决定课题是否可以立项的应该是问题意识是否足够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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