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春会这混蛋像唱戏的念白一样说：“冤枉呀～”
我被气笑了，就决定不再审讯他了。和汉田中一道去了造纸厂，把所有的材料取齐，给他办了个监视居住手续，放在了派出所。然后马不停蹄查找那辆丢失的自行车，一旦找到，就可以对他提请逮捕。政府的政策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那辆自行车。这种犯罪分子鬼得很，他要是不想让你找到你就肯定找不到，他藏的地方你想破脑袋都想不到。可法律是讲证据的，找不到自行车就等于还是疑案。好在我们有监视居住，关他一个月，看谁能熬。我是说，要让我相信他没有偷自行车，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汉田中也这么想。
几天后，我基本上已经忘了打过牛春会三个耳光了，县检察院却来了两个人，问我是不是刑讯逼供了。我说没有呀，我就没有动过他一指头。检察院的人说牛春会的叔叔把我告了，说我把牛春会吊到梁上打，还用蜡烛烧他的脚底板，并说让他尝尝国民党的刑罚之类。我说谁这么扯淡？我绝对没有动过他一指头。检察院的人就走了，我也没把这当成回事儿。几天后，检察院的这两个人又找到我，问我是不是打了他三个耳光？我说没有。他们就又走了。
“三等功”对我说：“你知道牛春会是谁吗？他叔是造纸厂厂长，咱乡的首富，他还是县检察院检察长的内弟的表妹的大姨的侄女的同学，他们就是想整你。你知道检察院的人为什么问你有没有打他三个耳光吗？他们找汉田中调查过，汉田中把你卖了。他证明你确实打了他三个耳光——不过调查过又怎么地？不就是三个耳光吗？犯法能犯到哪儿去？”
我就有些恼火，去质问汉田中。“你这不是出卖我吗？”
汉田中说：“那你让我怎么说？”
我说：“亏你还开着妙语的铺子，怎么，智慧全让潘婷给吃了？你不就说个不知道就行了？还真的坦白从宽？”
汉田中说：“你真的打了人家三个耳光吗！有过不惮改。”
瞧瞧，这词儿让他给用这儿了。可能是为了安慰我，他又说，不就是三个耳光吗？能犯法？我想想也是，就没有深究。
2
我这人，有这样一个毛病，就是反应慢。比如说吧，我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一般不吃药，心想抗抗就过去了。到起不了床了再去医院，最后一算，又化钱又受罪，太不合算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那时候，老百姓都怕公安局，“一进公安局，不死也要脱层皮”，这是很多人的认识。就是说，警察在审讯的时候，打犯罪分子有很多高招。我们所长是个老革命，他曾经说过他办的一个案子。
一个犯罪分子，因为他老婆红杏出墙，他一怒之下把那两个奸夫淫妇给杀了。杀了之后，他还把奸夫的那玩意儿给割下来扔到一个隐秘的地方。一开始，这家伙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可在监狱住了一阵子之后，他就知道该怎么逃避法律的制裁了：他就是不说他把那团东西藏在哪里了，这样法院也判不了他死刑。那时候我们所长还很年轻，他老婆还没有得上精神病，正有干一番事业的野心。就把那个家伙从监狱里提出来，吊在公安局的一棵树上，也不打他，也不骂他，就这么捆着他双手，吊在树上。到第三天，那家伙支撑不住了，就说了。“你知道他把那团东西藏在哪儿了？”很多年之后，所长还得意洋洋地说。“藏在稻田的一个下水道里了。他要是不说出来，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也就无法定他的罪。”所长说的这档子事儿发生在刚解放不久。这是他警察生涯的经典之作，走到哪儿说到哪儿，我们一上班他就把这事儿给我们说了。我们上班的时候，已经有刑讯逼供这个法律术语了。不过所长没有把它当回事儿，我也没有当回事儿。
所长完全知道我们审讯牛春会的情形，要传唤人必须给他汇报。我们还把审讯的情况给他汇报了，那时候我还没有打那三个耳光。――我倒不是说是所长授意我打那三个耳光的，是我自己气不过，你要是碰到那情形你也会气，我说的都是真的。――所长也很气气愤，说：“整他，使劲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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