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史无前例的大变法
变法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目的是富国强兵。
固然，秦国并不弱，它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剽悍之师。但与其他诸侯相比，秦国也不强，否则沦陷数十年之久的河西之地，怎么迟迟没有收回呢？这是一个争雄天下的年代，战国七雄，无一弱者。要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只能比对手更强、更壮。
富国强兵不光是秦国的目标，也是诸侯们的目标。在此之前，各国的改革已如火如荼地展开。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齐国以邹忌为相，广开言路，政治最为清明；韩国以申不害为相，以权术治国。然而，这些国家的改革，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不及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理论核心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家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投入到农耕与作战中。农业是本，商业是末，把农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富国之本，也是战争后勤的根本保证。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力量，采取赏与罚两手硬的手段。赏是要激起百姓的热情，罚是要用恐怖手段来控制他们，双管齐下，把生杀之权牢牢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国家就如同一台大机器，所有人只是其中的一个零件。
秦国开始朝着高度集权迈进。
在集权主义之下，个人的自由空间被大大压缩了。
新法的条文相当苛刻。比如连坐法是这样规定的：百姓每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一家犯了法，其他九家有举报的义务与责任，倘若知情不报，十家连坐。不告发罪犯者处以腰斩的酷刑，举报者得到的奖赏与战场杀敌相同。窝藏罪犯的惩罚与战场投降相同。
连坐法的危险在于，你不再是个自由汉，你没犯法，也可以因为别人犯法而遭株连。所以你除了当一个守法良民之外，还得随时充当暗探与告密者的角色。只要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每个人都别想置身事外。
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事就两件：一是耕地，二是打仗。商鞅新法对农业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经济是国家实力强大的根本，而农业又是经济之本。秦人尚武，向来注重军功，却不注重农耕，商鞅把农耕的重要性与作战相提并论。要提高农耕的效率，就得压制商业，让商人无利可图，他们破产了，就只好去务农。国家要求每个人都是有用的人，对游手好闲的懒人只有一种处置手段：把他们充为奴婢。
军事制度的变革更是变法的重中之重。建立起绝对的军事优势，是商鞅最大的努力方向，这同样需要使用赏罚作为手段。凡是在作战中立功的，按照功劳的大小受封爵禄。由于秦人尚武，民间私斗十分盛行，这必须要坚决清除，对私斗者要视情节不同而给予不同的惩罚。一个国家全体国民，必须要成为有机体的一部分，要服从国家意志，不许自作主张。对于有军功的人，得给予显赫的声名，没有军功的人，就算富有也不光彩，公室宗族倘若没有军功，也不能列入贵族行列。
法令制定出来了，如何推广实施呢？如何让百姓了解政府坚定不移的决心呢？倘若仅仅只是在城门张贴法令告谕民众，显然达不到目的。为此，商鞅精心构想一个立威、立信的方案。
他在都城的南门立了一根约有三丈长的大木头，对围观的人群说：“有谁能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赏十金。”大家觉得很奇怪，扛这么根木头可以得到十金的奖赏，不可能吧？
大家不相信，没有人自告奋勇站出来。商鞅站在台上高声说：“把木头扛到北门，赏五十金。”台下的人惊叫起来，议论纷纷，过了片刻，总算有一个人挤上前来说道：“我来试试吧。”
此人扛起木头，从南门走街过巷，一路扛到北门。站在路边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想看看他是否能真的领到五十金的赏钱。那人把木头扛到目的地，商鞅绝不食言，当场发放五十金赏钱。众皆骇然，所有人都后悔了，早知如此，自己就应一马当先冲上前去扛木头。
整个都城轰动了，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事。商鞅徙木立信，花费五十金，值！这是给政府打广告，给变法打广告，向国人表明：政府是讲信用的，绝不欺骗百姓，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紧接着商鞅公布了新法的各项细则，变法的大幕就这样拉开了。
新法所招致的不满，如洪水般袭来。
秦国各地的官员百姓，都感受到了新法的威力，他们全被卷入到变革的旋涡之中，以往的生活习惯完全变样了。每个人的生活，全都打上政治的烙印，不能游手好闲，不能无所事事，不能只顾着自家，还得盯紧邻人，否则哪天被株连都不知道。当习惯刚刚受到外力的剧烈改变时，人通常会感到很不舒服，有强烈的抵触心理。于是乎数以千计的人从全国各地集中到都城，抗议新法，其中有的是个人行为，有的则是有人在背后操纵。
变法的最大阻力，并不是来自底层的百姓，而是来自上层的贵族与官员，他们想方设法要中止改革，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商鞅必须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手段，杀鸡吓猴，让所有人都知晓，新法的威力绝对是不可抗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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