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仁愿、刘仁轨驻守熊津都督府的时候，唐朝廷的战略主张是消灭百济北部的高丽王国，只要高丽王国投降，就可以打通救援熊津城的通道。
然而，到了662年，远征高丽的战争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
刘仁愿、刘仁轨坚守熊津城已经一年，北方的救援通路不能打通，唐高宗不得不给刘仁愿（已经升任熊津都督）与刘仁轨发出指令：“现在远征平壤的大军已经撤回，你们孤守一城，不可能独存，最好把军队撤往新罗。如果新罗国王要借助于你们，就暂时驻留在那里，如果不需要的话，即刻起航，返回国内。”
这条诏令，充满无奈，放弃熊津城的坚守，就意味着唐军将完全撤出百济。
刘仁愿将皇帝的命令公示众将士，多数将士都巴不得早日回归祖国，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见刘仁轨站起身来，以洪亮的声音说道：“诸将士，听老夫一言。”
众人停止议论，听刘仁轨说道：“《春秋》大义，大夫出疆，如果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可独断专行，何况我们正身处沧海之外，居豺狼之地。诸君都是帝国的臣民，自应当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可以战死，不可有二心，岂可先考虑自己的私利呢？”
大家都默不作声，在孤军无援之下，已经坚持了一年，现在皇帝的敕令证实不会有新的援军到来，这仗还怎么打呢？
刘仁轨看穿大家的心思，继续说：
“现在敌寇虽然人多势众，但是只要我们做好充分准备，厉兵秣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还是有把握打胜仗的。只要得胜，军心就会安定，然后分兵占据险要地形，打开新局面。到时向朝廷请求援军，只要朝廷知道我们已经成功，必定会出动大军增援，便可全歼敌军，如此一来，可永保海外的风平浪静。现在进攻平壤的军队已经撤退，如果熊津城不战而弃，百济的残余力量很快就会强大起来，那么对高丽的征服就遥遥无期了。”
撤退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刘仁轨继续分析说：“现在熊津以一城之地，挺立于敌人势力之中，如果我们撤退，可能会被四周的敌人俘虏；就算我们侥幸逃脱，撤往新罗，也不过是羁旅之客；到时心怀怨恨也追悔莫及。况且百济大将福信凶悖残虐，君臣之间猜忌离心，将领之间相互残杀，我们正应该坚守城池，静观其变，一旦有机会，便乘机出击，不可轻言撤退。”
这一年多来，刘仁轨与守城将士同甘共苦，他坚强的意志与信念，是熊津城得以坚守的重要原因，也使他赢得所有将士的尊重，包括熊津都督刘仁愿。刘仁轨对时局的深刻分析，无疑给所有官兵吃了一颗定心丸。
此时朝廷对百济局势持悲观态度，自从苏定方离开百济之后，唐军的势力已经只限于熊津城一隅，而高丽战场的挫折，无疑使熊津这一海外孤城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如果不是刘仁轨的坚强意志，唐军的所有成果将化为乌有。
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与人心。
刘仁轨耐心地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此时复国军已经得知唐高宗下达撤退的命令，百济国王夫馀丰与大将福信故意派人到熊津，对都督刘仁愿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国？届时我等当派人相送。”很显然，百济认为在新罗援军被击退、高丽远征又告失败的情况下，放弃熊津是唐军的唯一选择，只是他们低估了唐军的决心与意志。
刘仁轨敏锐地察觉到战机出现了，因为百济军队对唐军根本没有戒心，他们只是坐等接收熊津城。
不按常理出牌，不走寻常路，这是伟大人物的共同特点。
百济人为自己的疏忽大意付出惨重代价。刘仁轨看准机会，果断出击，成果之显赫辉煌，令人难以置信。唐军一口气攻克支罗、尹城、大山、沙井等城池，百济军队伤亡惨重。
闪击的成功，不仅令唐军士气大涨，同时也证明了刘仁轨的坚持并非纯粹的作秀，他不可动摇的决心与睿智的判断力，成为胜利的保证。
当将士们沉浸在喜悦之中时，刘仁轨却有几分担忧。多攻掠一座城池，就要多分配一部分士兵把守，这无疑使原本兵力不足的远征军更显得捉襟见肘。短时间内绝不会有援军从遥远的中国浮海而来，既然远水解不了近渴，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新罗国王金法敏。
得悉唐高宗撤退诏令的金法敏对百济战局原已失去信心，可刘仁轨的漂亮反击又让他看到新的希望。为了挽留这支大唐远征军继续战斗，他毫不迟疑地答应刘仁轨，提供兵力上的援助。要打通新罗与熊津的联系，就必须攻克险峻的真岘城。
刘仁轨与新罗联手，进攻真岘城。
真岘城是险要之地，百济大将福信深知其战略上的重要性，早就加派军队，增强防御力量。即便如此，刘仁轨仍然很轻松地攻下了真岘城。他抓住守军一次松懈的机会，以新罗兵为主力，在黑夜时分，利用陡崖上的草木，攀爬而上，天亮时新罗士兵已经控制了真岘城。
真岘城之役非常重要，熊津城与新罗的运输线打通了，唐军可以得到新罗王国在粮食、武器甚至兵员上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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