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三年（639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迫使唐太宗对突厥的政策做出了调整。
这一年四月，突利小可汗的弟弟结社率密谋刺杀唐太宗。
结社率随同哥哥突利归顺大唐政府后，生活上很不检点，品行很差。突利多次对他批评斥责，结社率心怀怨恨，反咬一口，诬告突利谋反。经过调查之后，证实完全是结社率的诬陷，唐太宗对结社率非常不满，对他越来越冷淡。
恼羞成怒的结社率见李世民瞧不起他，心中暗起杀机，想刺杀唐太宗李世民。四月十一日，他纠集四十余名旧部下，埋伏在皇宫之外，打探到晋王李治将于四更时出宫，届时皇宫大门开启，他便准备率四十名突厥武士冲入宫内，直冲向皇帝的住所，刺杀唐太宗。
但事有不巧，这一天刮起大风，晋王李治并没有出宫。天色开始微亮，结社率担心天亮之后，行迹将暴露，便下令众武士翻墙而进，强行入宫行刺。皇宫卫士发现了结社率这伙人，便与之交战，在战斗中，这些亡命的刺客们着实剽悍，乱箭齐发，皇宫卫士数十人战死。结社率连续突破四道防线，最终面对越来越多的卫士，刺杀团的伤亡很大。结社率自忖这次刺杀必败无疑，便退到御马厩，拉了二十几匹战马，杀出皇宫，向北逃去，一直逃到渭水河畔，终于被追兵赶上，随即被捕杀。
发生了刺杀事件之后，大臣们纷纷上书唐太宗，力陈不可将突厥人安置于黄河以南的地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重新抬头。在此之前，唐太宗一直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而从厚待突厥降将上看，何止是“爱之如一”，简直是偏爱了，突厥投降人数不过二十余万众，官居五品以上者，占到朝廷的一半。付出如此多的爱之后，却换来一次刺杀行动，唐太宗不禁要慨叹“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刺杀事件发生后，太宗皇帝想起了当年魏征的劝告，决定让安置于各州的突厥部众，重新返回原有的突厥牧区，重建突厥汗国。册封阿史那思摩为可汗（此时阿史那思摩被赐李姓，故又称李思摩），将新的突厥汗国作为中国的藩国，以保护中国的北疆安全。
重建突厥汗国，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突厥亡国之后，突厥人被迁移到塞内或是长城沿线区域，漠南地区几乎成为无人区。现突厥人重返漠南，势必将与占据着漠北的薛延陀汗国爆发新的冲突。
此时的薛延陀汗国已经完全控制了漠北地区，拥有二十万的军队，成为北方的军事强国，但是在名义上仍然是臣服于大唐帝国。
在贞观十二年时（638年），李世民便隐隐地感觉到薛延陀汗国崛起的速度太快了，很可能成为中国在北方的又一大患。他便颁布一份诏书，册封真珠可汗夷男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表面上是对可汗儿子的封赏，实际上却是想分散真珠可汗的权力。
为了让重建后的突厥汗国与薛延陀汗国保持和平共处，唐太宗又发布一诏令给薛延陀真珠可汗夷男，说明了重建突厥汗国的原因：“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为害百姓，实不贪其土地。”为了让薛延陀汗国不致有抵触心理，唐太宗明言：“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薛延陀的可汗是大可汗，突厥可汗只是小可汗，真珠可汗夷男的地位在阿史那思摩之上。漠北为薛延陀所有，漠南为突厥所有，两国要和平相处，如果发生侵掠的行为，那么“我则发兵，各问其罪”。
阿史那思摩是一个胆小怕事之人，自从唐太宗下达重建突厥汗国的诏令后，他却对北方的薛延陀汗国很是畏惧，迟迟不动身北渡黄河。直到两年后（641年），实在没法再拖下去，才不得已率领部众北渡黄河，在定襄建立牙帐，随之迁移的突厥人共有三万户，其中武装人员有四万人，九万匹马。
与薛延陀汗国相比，新突厥看来真是力量单薄。阿史那思摩在临走前，没有忘记向唐太宗又上一折奏章：“如果遇到薛延陀汗国的侵犯，请准许我带领部属退入长城之内。”唐太宗批准了阿史那思摩的请求。
阿史那思摩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薛延陀汗国虽然名义上臣服于大唐帝国，但是山高皇帝远，自从颉利败亡之后，薛延陀汗国称霸一方，好不快活。现在南边的突厥汗国居然又死灰复燃，怎能不令真珠可汗夷男感到郁闷呢？在弱肉强食的时代，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这是时代的主旋律。
对于唐太宗的警告，真珠可汗表面上唯唯诺诺，实际上不当一回事，他上书唐太宗：“天可汗有命，安敢不从！然而突厥反复无常，当其未被击破之时，年年侵犯中国，杀人成千上万。臣以为天可汗消灭他们后，应把他们当做奴婢，赐给中国人；不想天可汗却养之如子，这种恩德到了极点，而结社率竟然谋反。此等兽心，怎么可以当做人类看待！臣得皇恩深厚，请为天可汗诛之。”这话说得也冠冕堂皇，其实也是为了扩张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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