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有过这样的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宋乃是巍巍高峰。宋史专家邓广铭也这样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从10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政治清明与科技进步有力地推进文化的发展。在长久较为宽松的环境下，文学、绘画、音乐、哲学、史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丰硕的成果。新印刷技术的推广大大降低了书籍的成本，同时也大大刺激了时代的写作热情，形形色色的书籍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越过去任何一个朝代。
我们若说宋开启中国文化史的新纪元，并不为过。那么，与之前的历朝历代相比，宋朝文化有什么殊胜之处呢？笔者不才，试列于下：
其一，政治文明化。
倘若有人问我，宋朝与其他王朝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儿，我会回答说：在于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首先体现在政治领域，也就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代政治清明，以此为标志。我们知道，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代，而紧接其后的宋朝却能开拓出三百年的人道主义政治，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奠基者便是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
大宋开国后第三年，即公元962年，宋太祖在太庙寝殿的夹室中秘密立一块石碑，称为“誓碑”，其上有三条誓文：其一是对后周柴氏家族不得加刑；其二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其三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太祖皇帝立下规矩，以后皇帝即位时，必须到太庙恭读誓文，这份誓文的重要性，远在其他法律之上。
有人会问，皇帝手上有无限的权力，何以区区几条誓文能约束三百年之久呢？我想，主要是北宋前几个皇帝都认真履行这一誓约，便形成一种政治传统。北宋时期的士大夫一定会有这样的意识：大宋之前野蛮暴力政治已永久成为过去，他们迈步走进一个更高文明，甚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文明时代。北宋程颐在罗列宋朝超越前代的五件事中，就有一件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
当然，例外是有的。特别是在两宋之交那段时间，宋高宗先是杀了上书的太学生陈东及名士欧阳澈，后来又杀了岳飞与张宪，造成千古冤狱。但是反过来看，历代被冤杀的人多的是，何以宋代的岳飞能独传千古，成为神一般的人物呢？正是当时冤杀的现象少，岳元帅之冤死所遭遇的同情，要远超明代的熊廷弼或袁崇焕。
除了高宗一朝外，其他皇帝时即便有蔡京、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这样的权臣，也没有大开杀戒，对付政敌顶多就是流放。在章惇、蔡卞等新党当权时，曾想过置政敌于死地，宋哲宗当即批示：“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可见宋太祖誓文的约束力是相当强的。
政治文明的另一个体现是科举制度。虽然科举制度产生于隋唐，却在宋代达到顶峰。这项古代公务员考试制度，绝对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发明，其意义在于打破等级，以公平的考试选拔官吏，使下层的寒门庶族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与之前几个朝代注重门第不同，宋朝官场是注重“出身”。这里“出身”不是出身于某某富贵人家，而是指科举登科。你是考科举上来的，这就是有出身，你是其他途径当官的，统统都属于没出身。大宋三百年的历史，绝大多数的宰相、执政都是有出身的，也就是科举出来的。在选拔的官员中，超过三分之一是来自平民阶层。美国史学家墨菲评论道：“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升迁比例，对于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会来讲，都是惊人的。”
当我们讲到宋代文化之灿烂时，势必要先赞美其相对人道与公平的政治文明，没有这一前提，很难想象宋代文化会臻于鼎盛。
其二，儒学的革命。
说到宋代的文化复兴，首先便是儒学的复兴。
自汉代后，儒学虽有兴衰，但是作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这一点基本没有多大改变。宋代的儒学并非对孔孟之道的简单继承，而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这种新的儒学，就是理学。提起理学，很多人十分不感冒，就联想到“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名言上。确实，理学有不近人情的一面，不少理学家道貌岸然、危襟正坐，并不可爱，早他们一千多年的孔夫子、孟夫子要可爱得多，也更有人情味。
但是，倘若我们只是因为对一两句话不感冒就否认理学，却也不应该。作为新儒学，理学新在哪里呢？
首先，为传统儒学构建起庞大的哲学系统。相较于佛、道两家，哲学研究一直是儒学的短板，这种情况在宋代出现了转折，在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努力下，援道、释入儒，结合《易》之思想，重构儒学本体论基础，由此开创中国哲学的新纪元。
其次，推动儒学的宗教化。儒学本是修身之道与政治学说，重在伦常，没有什么神秘色彩。宋代理学的“理”字就是天理，程颢曾颇为自得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概念的引入，便成为类似宗教中“神”或“上帝”这类的最高信仰，“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法放在宗教语境下考量，非但理学如此主张，多数宗教也是持这种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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