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交锋中，韩侂胄连连告捷，他的矛头很快对准了宰相赵汝愚。
要攻击赵汝愚什么呢？韩侂胄与一帮党徒研究半天，找了一个理由。自大宋开国以来，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宰相一职，不由赵氏宗室担任。赵汝愚是赵元佐（宋太宗赵炅的长子）的七世孙，这下子韩侂胄有理由了。于是他便指使李沐上书弹劾赵汝愚，称他“以宗室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并告他“植私党”“专功自恣”。这一击实在致命，赵汝愚被罢相。
韩侂胄的时代来了。
但是理学派也是不好惹的。自从理学兴起后，自称继往圣之绝学，就是把孔、孟当年的绝学接过来继续发扬光大。理学虽然不是宗教，但有着宗教般的信仰，他们强调正心诚意，要培养浩然之气。在理学派眼中，韩侂胄就是个奸佞之徒。
李祥、杨简、吕祖俭等理学名士，纷纷上书请留赵汝愚，并攻击韩侂胄。这些正人君子既然不屑使用小人手段，如何抵得过对手的阴招呢？遂纷纷败下阵来，要么被贬，要么被流放。但是理学自从北宋二程、张载倡导以来，到了南宋朱熹时已俨然成为学术之主流，信众基础坚实。老师被打倒了，轮到学生上场。
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传、徐范六人，伏阙上书，为赵汝愚等鸣冤，言辞激烈。在皇帝看来，学生此举，无异于公然要挟朝廷，大怒之下，把六名太学生流放到五百里外。这六名学生虽遭流放，却赢得人心，时人称其为“六君子”。
赵汝愚罢相后，韩侂胄因为外戚身份，也不好就任宰相之职，于是便把他的同党京镗推到宰相宝座。韩侂胄虽不是宰相，实际上权力比宰相还要大。
在“六君子”上书后，韩侂胄也深感理学派根深叶茂，不容易一网打尽。要彻底清除理学在朝中的影响，就必须在理论上给予致命一击。韩侂胄与同党何澹等人研究后，出笼了一个伪学的名目。所谓的伪学，就是伪道学、伪儒学。
那么韩党攻击伪学的根据何在呢？
这里就要说一个故事了。
理学产生于北宋，特别是经程颢、程颐以及张载的倡导，成为时代显学。理学家对道统是这样认为的：孔子是得到尧、舜、文、武的真传，孟子得到孔子的真传，但是孟子之后，就没有人传承了，隔了千年后，程颐又继承了。程颐开创的伊川学派学说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与后来朱熹之学合称为“程朱理学”。
宋高宗曾一度对程颐学说大加赞赏，后来陈公辅上书，斥责伊川之学为“狂言怪语，淫说鄙论”。当时南宋正值存亡关头，推崇伊川之学的人，多数只会高谈阔论，标榜道德，在国家存亡问题上实在起不到什么作用。因此宋高宗遂下诏：“天下士大夫之学，一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也就是说儒学应该回归孔孟之说，应该师法于孔孟，而不是师法于伊川（程颐）。
宋高宗的这道诏书，后来便成了韩侂胄一党攻击理学为“伪学”的依据。何澹向宋宁宗提出：“臣愿陛下以高宗之言，风励天下，使天下人皆师孔孟。有志于学者，不必自相标榜，使众人得而指目。”虽说韩侂胄一党攻击理学为“伪学”，乃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也道出理学的一些弊病，比如“自相标榜”，“同门则相庇护”，门户之见颇深。
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才算真儒学，什么算伪儒学，标准为何？
切不要以为韩侂胄是要跟朱熹探讨学问，他可没那兴趣，也没那个水平，他巧立名目，乃是为了打击政敌，实施专政。但凡是攻击韩侂胄一党的，无论是不是真的理学家，统统打上“伪学”之名。于是乎，朝中同情理学者纷纷被罢，而严斥“伪学”者则加官进爵。太常少卿胡纮上书称：“宜严行杜绝，勿使伪学奸党，得以复萌。”这样，伪学与奸党挂钩了，党禁由是大兴。
既然是奸党，自然要揪出其党魁了。
当时朱熹是理学的领袖人物，自然被视为奸党党魁。朱熹被罢出朝廷后，皇帝还给了他一个秘阁修撰的闲职，其实他并未赴任，隐退在家。韩侂胄想打倒朱熹，胡纮、沈继祖等人本与朱熹有隙，便乘机大肆攻击，罗列了所谓十大罪状，并嘲讽朱熹毫无学术，不过是剽窃张载、程颐等人的思想。皇帝也不分青红皂白，便把朱熹秘阁修撰这个闲职也罢免了，朱熹弟子蔡元定被流放。
朱熹被打倒了，但党禁却未结束，反而愈演愈烈。
庆元三年（1197）底，所谓的伪学籍隆重出台，就是朝廷编制伪学名册，列入名册的伪学奸党共计五十九人。这五十九人中，有四人曾经担任宰辅，包括赵汝愚、留正等；有十三个曾担任待制以上官职，包括朱熹、彭龟年等；有三十一人担任过散官，包括刘光祖、吕祖俭、叶適等；还有八名士人，包括前面提到的“六君子”及朱熹弟子蔡元定等。
这就是所谓的“庆元党禁”。
宋朝政治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往好的说，总体上是比较清明的，也比较人道，以韩侂胄之专权，大兴党禁，仍然只是采用免官、流放、造奸党名册这些手段，绝少采用杀戮手段，固而宋朝党争频繁，但没有酿成东汉党锢血流成河之惨剧。往坏处说，党争频频，大大消耗国家力量，各党都把精力放在对付对手上，却没有放在富国强兵之上。南宋没有好好利用这段和平年代来扩军备战，为北伐中原作准备，等到战争来临时，又要一败涂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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