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王朝走向没落时，其象征性的标志便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当宋徽宗在蔡京、童贯等人的忽悠下，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时，底层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说实话，在儒家教化一千多年的影响下，中国百姓性情温和，对于各种压迫，一忍再忍。然而，人的忍耐力终究有个极限，超过这个限度了，势必忍无可忍，一旦反抗的烈焰点燃，将会演变成一场燎原大火。
江浙向来是富饶之地，鱼米之乡。自从蔡京一干人倒行逆施，设应奉、造作局收刮民脂民膏后，寻常百姓已被剥削得一贫如洗。再加上花石纲无尽的掠夺，平民破产，无家可归，挣扎在死亡线上。现世几乎看不到盼头，一种宗教的兴起给无数的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这种宗教便是传自波斯的摩尼教。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纪时所创建，在唐朝时传入中国，曾经兴盛一时，又称为明教。在唐武宗时，摩尼教被政府取缔，然而在民间仍然有许多人信仰。摩尼教认为存在着两个对立的世界，即光明与黑暗，光明是善，黑暗是恶。我们从“明教”这个词中，便可以看出，信奉此教者，是站在光明的一方，其使命便是与黑暗战斗，直到光明世界最终到来。到了宋朝时，明教已成为重要的秘密宗教，在浙江一带有广泛的影响。方腊，便是这个秘密宗教的领袖之一。
方腊原是歙州人，后来到了睦州（浙江建德）青溪万年乡，他出身寒微，靠给当地地主打工维持生计。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明教（摩尼教），对其教义产生浓厚的兴趣并笃信不疑。很快，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传法活动中，宣扬“二宗三际”说，二宗即明与暗，三际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在他看来，此时的大宋王朝天数已尽，正是属于黑暗的现世，必须将其推翻，以迎来光明。史书上称他“托左道以惑众”，许多人对大宋朝廷已失去信心，在方腊的鼓动下入教，这个秘密宗教有严格的教规，入教者男女平等，不吃荤酒，分财互助，夜聚晓散，因而长期存在而地方政府却毫无察觉。
当时朱勔在江浙一带督花石纲，致使民怨沸腾，即便是深山穷谷之民也不得安居。方腊认为机会已经成熟，遂纠集教众，聚于帮源洞。在这里他导演了一出戏，假装受到上天的启示而得到天符牒，这也是古代农民起义惯用的伎俩，本来不算高明，但虔诚的教众对此深信不疑，遂跟随他揭竿而起，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开始了。
起义时间是在徽宗宣和二年（1120）的十一月。
从一开始，起义的目的就十分明确，不仅是打倒土豪劣绅，而且要推翻宋朝黑暗的统治。因此，方腊马上制定了“永乐”的年号，并自称为“圣公”，把这个月改为“正月”，对广大教众来说，光明元年开始了。不过这支农民起义军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无弓矢介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可以说，方腊是有备而来的，他迅速建立政权，置官吏将帅，把教众分为六部，每一部以不同颜色的巾饰作为区别，其中第一部是红巾。
起义军揭竿为旗，斩木为兵，以这种最原始落后的武器向政府军发动进攻。天下苦于暴政久矣，起义军所到之处，许多人前来投奔，不到十天的时间，队伍已经扩大至数万人，并攻陷青溪县城。起义的爆发十分隐秘而突然，地方政府事先根本毫无察觉，只得仓猝应战。两浙都监蔡遵、颜坦率一支军队去镇压起义军，结果大败而回，蔡遵等人被击毙。
在之后的一个月里，起义军几乎所向无敌。
方腊首先攻陷睦州，杀死官兵一千多人。此役令官兵丧胆，附近的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也纷纷被义军所攻克。参加起义军的都是下层民众，对鱼肉百姓的官吏十分痛恨，每当抓到政府官员时，必以酷刑处死，或将其肢解，或挖肠掏肺，或乱箭射死，让这些官员受尽苦楚而死，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怨气。但是对于某些清官，起义军还是另眼相看的。比如说休宁知县麹嗣复被俘后，来自休宁县的义军将领对他说：“公身为县令，有善政，前后官员中，没有一人比得上你的，我岂忍心杀害你呢？”遂将其释放。可见官员是好是坏，人心自有公论。
我们说过，宋朝军事制度是“强干弱枝”，精兵集中于中央禁军，地方部队战斗力并不高。面对来势汹汹的方腊义军，地方政府军完全溃败。继睦州沦陷后，歙州也被义军攻占，宋将郭师中战死。婺源、绩溪、祁门、黟县等官吏一箭未发，弃城而逃。起义军一鼓作气又进攻富阳、新城，提出“杀朱勔”的口号，民众纷纷响应。朱勔是徽宗时代的奸臣之一，因花石纲而臭名昭著。起义军进军神速，如入无人之境，轻而易举攻下杭州，东南为之震动。杭州是后来南宋的首都，重要性可见一斑，可是居然连像样的抵抗也没有。
宋徽宗开始坐卧不安了，倘若不及时出动精锐部队镇压起义军，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对付方腊，大宋帝国把血本都押上去了。皇帝任命谭稹为两浙制置使，童贯为宣抚使，率领中央禁军及秦晋蕃汉兵共计十五万人，杀向浙江。帝国最精锐的部队，除了中央禁军外，就是陕西、山西一带防备西夏、契丹的驻军，主力都调去讨伐方腊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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