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蔡京有理由为自己的“新党”身份而懊恼，重返权力之路似乎变得渺茫而遥不可及了。但是命运又鬼使神差地变化，几年后，亲政后的宋哲宗又一次把国家政策推倒重来。一时间，新党又夺取政权，大获全胜。
有趣的是，当年在废除“免役法”时，蔡京一马当先；如今在恢复“免役法”时，他又身先士卒。这种反反复复的态度未免有小人之嫌，但蔡京毫不在意，能讨得皇帝的欢心、新党的认可，这才是最重要的。新法对蔡京来说，只是打击异己以求高升的工具罢了，他绍述新法的坚决态度使他俨然成为新党的灵魂人物，除了章惇之外，蔡氏兄弟几乎称得上是最有权势的人了。
官场仕途的赌局，正如股市中的五浪上升一样，同样很少单边上行，非得再起再落后，才进入波澜壮阔的主升浪。眼看蔡京只差一脚就可跃上巅峰之时，第二次调整开始了。宋哲宗死后，朝政又为之一变，蔡京又一次从云端跌落，被贬去当了一个杭州洞霄宫提举的闲职。
此番调整虽深，时间却不长。宋徽宗亲政让蔡京看到了机会，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发现了皇帝致命的弱点——皇帝乃是彻头彻尾的艺术家，有了弱点，就可以充分利用，甚至操纵。
原来这个蔡京非但是政坛的投机分子，也是一个颇有天分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这岂非与皇帝志趣相投吗？可是皇帝在开封，他在杭州，如何才能把这种志趣相投变成一种资源呢？
机会总是不期而至。
徽宗皇帝不仅酷爱艺术，也喜欢收藏艺术品，即位不久后，他就在杭州搞了一个“金明局”，专门搜罗各种书画古玩，为皇帝跑腿的是太监童贯。说起这个童贯，也是个会耍花招的人，不仅长于拍皇帝的马屁，也长于察言观色，处处投皇帝所爱，自然得到徽宗的宠幸。童贯到杭州待了一两个月，蔡京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极力巴结。说起来蔡京是有两下子，他自己操笔，画屏风，画纸扇，把自己的作品源源不断地通过童贯之手转交到皇帝手上。不仅如此，他还四处搜罗艺术品，凭借自己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挖掘珍品送入宫中。对此，皇帝岂能不心花怒放呢？不仅仅是因为艺术品，在他眼里，蔡京堪称是懂艺术的同志、知音，真乃难得的人才哩。
皇帝龙颜大悦，蔡京的好日子还会远吗？
很快，蔡京东山再起了。
崇宁元年三月，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五月，升为尚书左丞；七月，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正式登堂入相。
诏令下达的那天，徽宗皇帝特赐蔡京坐延和殿。皇帝问道：“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蔡京当即顿首，慷慨激昂地说了一句话：“敢不尽死？”这一句话，拳拳忠心，掷地有声，皇帝听了岂不感动呢？
被中断的新法又一次铺开了。对于蔡京来说，权力远比新法来得重要，他重拳出击，把矛头对准曾令他大吃苦头的元祐党人。折腾死人乃是中国古代的政治艺术之一，我们以前常说“盖棺定论”，但对于元祐党人来说，盖了棺，却不能定论。像司马光、吕公著这样的旧党分子，活着时是复辟英雄，死了后成了朝廷罪人，在“绍圣绍述”时被夺去赠谥，在向太后临朝时，又恢复名誉。蔡京当政后，还要把这些死人再折腾几下，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入相两个月后，蔡京把旧党党魁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吕大防、苏轼等人一概列为奸党。为了达到“盖棺定论”的目的，又请御书把奸党的姓名刻石于端礼门，称为“元祐党人碑”。这个党人碑，就是耻辱柱，是让大家吐口水的地方。奸党的子孙被剥夺政治权利，世代不得为官，这也是宋代规模最大的党锢之祸。
当然，在打击奸党的同时，蔡京也得表彰新法功臣。崇宁三年，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法功臣们被一一画成像，悬于显谟阁，以鼓舞正气。当然，作为变法运动的灵魂与总设计师的王安石得到最尊贵的待遇，得以配享孔子。
蔡京的打击面如此广，免不了得罪人，反对他的也大有人在。
崇宁五年（1106），彗星忽然出现。这本是寻常的天文现象，不过在古代，天象被认为是上天的某种启示，宋徽宗居然被上天异象搞得心神不宁，赶紧自我批评，并且下诏让官员直言。中书侍郎刘远把矛头对准蔡京，认为这都是因为打击元祐党人引起的。这种说法当然也是无稽之谈，不过宋徽宗认了。在皇权与宠臣之间，他还是选择了皇权，连夜令人把党人碑给捣毁了，并下令解除党禁，并且废除新法。
看来宋徽宗对新法旧法也根本不在意，说毁就毁了。彗星的出现，让蔡京丢了官。可是如今的蔡京羽翼丰满，哪里这么容易就认输呢？他不动声色地躲在幕后，指使爪牙向宋徽宗诉冤。说的内容，无非是蔡京搞新法，完完全全是遵承皇上的意旨，并没有任何私心，现在把新法推翻了，有违初衷。宋徽宗原本对蔡京就十分信任，听到这样的辩白后，也稍稍觉得有愧。一年后（1107年），神气活现的蔡京又回来了，又一次登阁拜相，而且他的儿子蔡攸也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权力非但没减少，反而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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