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王安石复出了。神宗皇帝先是任命他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进京，皇帝亲自召他入对。
神宗皇帝开门见山便问：“治理国家，以何为先？”
王安石答道：“择术为先。”
神宗又问：“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回答说：“陛下当效法尧舜，何以效法太宗皇帝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末世学者不能通达，以为高不可及罢了。”
我们都知道，尧舜在古代被认为是最为圣明的君主，王安石强调，为政就必须向最高的尧舜之道看齐。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变法有两次，一次是先秦的商鞅变法，另一次便是王安石变法。但是俩人的路是截然不同的，商鞅变法走的是法家路线，而王安石变法走的则是儒家路线。
神宗又问了一个问题：“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王安石并没有当场回答，而是写了一篇文章作答，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已经十分明确了。他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并且矛头直指“积弱”、“积贫”两大问题：“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
可以说，君臣二人通过问答的形式，谈得相当融洽。宋神宗在王安石身上看到了帝国的希望，而王安石感于宋神宗的知遇，也竭忠尽智辅佐皇帝，推行改革。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轰轰烈烈的大变法开始了。
变法的目的，可用四个字概括：富国强兵。
王安石变法，便是围绕着“富国强兵”这条主轴而展开。主持变法的总机构是“制置三司条例司”，由陈升之、王安石负责，王安石为其灵魂人物。自秦汉后，中国政治的创新精神不足，守旧思想浓厚。只要改变祖宗之法，总会遇到一大堆人的反对。因此，从一开始，王安石就处于四面受敌的尴尬处境。为了确保变法的推行，他向皇帝推荐吕惠卿、章惇、曾布等具有革新精神的人物进入条例司，协助变法。
我们先来说说变法的第一项重要内容：富国。
富国并不单纯只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要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百姓殷实了，国家才能真正富裕。因此，王安石在解决“积贫”这个问题上，是采取多管齐下的政策，略述于下：
其一，青苗法。
青苗法实际上就是给农民提供贷款。农业耕作有季节性，农作物生长周期较长，从耕作到收成期间，需较大投入。许多农民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得向富人高利贷款，一旦还不了款，土地便被兼并。因此，到了宋神宗时，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许多人流离失所，无以为生。青苗法就是政府以二分的年息贷款给农民，谷物成熟时还钱，若遇到灾荒年，可延期还款。此法乃是以金融手段助民增产，同时防止富人兼并穷人的土地。
其二，免役法。
宋代徭役众多，也就是平常百姓家，每年都要给政府干活，只出力而没有任何报酬，甚至还要倒贴钱，而官吏将校僧道等，则可以不服役。免役法就是废除役法，改由百姓出钱充役，称为免役钱。免役钱得交多少，则具体按照各家富贫情况而有所不同，极为贫困的家庭可免交。以前不必服役的官吏僧道等，则按半数缴交。据当时的实现情况来看，这项改革是惠民之政，大大减轻百姓的负担，但是却损害到了官吏阶层的利益。
其三，方田均税法。
这项改革是针对田赋不均的情况而定的，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按肥瘠不同而分五等定税。
其四，农田水利法。
政府大力建设水力工程，保护农田正常生产，这是最惠民的一项政策。
其五，市易法。
市易法目的是为了防止富商垄断市场，控制物价。具体做法是在若干重要城市设市易务，由政府拨给本钱，在市场上货物滞销时，由市易务收购。商贩们可以向市易务抵押借款或赊贷货物，每年以二分计息。
其六，均输法。
为了确保首都的消费需要，宋初设立六路发运司，每年地方都要按规定向京城输送定量的物资。但是这种规定非常死板，既没有考虑需求与储备的变化，也没有考虑地方生产的实际情况，没有按照实际供需情况来求得平衡，是久弊端重重。均输法就是改地方上供为中央直接采购，根据采购价就低不就高、采购地就近不就远的原则，节约采购成本与运输费用。
以上六大变革，重在理财与惠民。
再来看看变法的第二项内容：强兵。略述于下：
其一，保甲法。
保甲法有两大目的，一个是训练民兵，另一个是防止百姓造反。具体措施是这样的：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家若有两个男丁以上的，抽一人为保丁。实际上就是组建民兵或地方治安队，是维系地方治安的重要力量。
其二，保马法。
马匹在古代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宋代马匹主要是由官府牧监饲养，不仅成本高，而且不能满足需求。保马法就是由百姓代官家养马，每户可养一到两匹。养马者可免交一部分租税，但如果马死了，则须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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