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帝王的“精神生活”
佞佛滥施
蒙古帝国兴起之后，施政残酷，赋税繁重，但在宗教政策方面却出奇的开放，允许“百花齐放”。当然，一切均有一个前提：为大元帝国服务！
刀光剑影之中，十字架、降魔杵、道锣、祅火，好不热闹。
蒙古人本身信奉的宗教，是一种多神的萨满教，即女巫跳大神的那种原始宗教，占卜烧骨，驱魔治病，祈祷“长生天”，信仰“三魂”，形式比较低级。成吉思汗时代，中原汉地的僧人海云和道士丘处机等人深得青睐。但并非是因为这些人的道行和佛法让铁木真开窍，主要是老可汗想从这些人身上得取“长生不老”术，典型的蒙古实用主义思想。
蒙哥汗时代，密宗高僧那摩获得信任，并在1255年于和林举办的僧道第一次辩论会上击败道士，蒙哥汗为此宣布，“佛门如掌，余皆如指”，把藏传佛教置于儒、道两教之上。
三年以后，僧道第二次辩论会——“开平之辩”，由忽必烈主持，由于他本人的“上师”就是吐蕃人八思巴，倾向性明显，自然佛教又获胜。
讲起元朝的藏传佛教，必定要讲八思巴这个人。此人是萨迦派首领萨班的侄儿，七岁时即能诵经数十万言，“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萨班去世后，这位少年便被拥戴为萨迦派第五位教主。
1252年，八思巴在六盘山与时任总领漠南军事的蒙哥汗之弟忽必烈相见。由于行军要经过藏地，忽必烈把八思巴请来，想让他协助蒙古军到藏地征集军需物资。八思巴婉拒，表示说藏地地广人稀，财源稀少。忽必烈恼怒，便想马上打发八思巴回老家。但是，由于忽必烈的正妻察必信奉密宗，便劝夫君说，八思巴功德盛大，应该把他留下。此前，察必刚刚接受了八思巴的“喜金刚灌顶”。
“灌顶”本是古印度的一种宗教仪式，即取四海之水灌洒于国王头顶以致福运，后为密宗借用，常以此仪式向人行传法灌顶和结缘灌顶。女人喜欢这些奇怪的仪式，察必受灌后把自己价值连城的一粒硕大珍珠“贡献”给八思巴，崇敬得不行。
枕边风最硬，忽必烈传召八思巴觐见。为了保住萨迦派在藏的优势，八思巴历数自己宗族教派长期以来在吐蕃、西夏、印度等地的崇高地位。
派人查问，一切属实，忽必烈大悦，与八思巴日见亲近。
在老婆察必的撺掇下，忽必烈也想“灌顶”。关系好归关系好，八思巴非要忽必烈在仪式上跪受仪式，以弟子身份膜拜“上师”（即八思巴本人）。忽必烈不悦，蒙古人当时正在兴盛的巅峰，自然不愿意宗教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
最后，还是察必提出一个折中方法：“听法及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恐不能镇伏，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不下诏命。”
这稀泥和得好，既让忽必烈脸面过得去，又给了八思巴在吐蕃“话语权”的实惠。
皆大欢喜之余，1253年初，忽必烈在大营中接受“喜金刚灌顶”仪式。当时，“弟子”三十八岁，“上师”才十六岁。
仪式结束后，忽必烈向八思巴“孝敬”了一块由巨大羊脂玉雕成的印玺，并赠黄金、白银、珍宝、袈裟无数。而后，八思巴经凉州返回西藏，但师徒二人精神上的关系十分亲密。
忽必烈支持密宗、推崇藏传佛教的最初出发点，无非是想“因其俗而（怀）柔其人”，统战手段而已。
但蒙古人一直缺乏健全的、高级的“精神生活”，佛教又“博大精深”，忽必烈很快就成为真正虔诚的佛教徒。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继汗位后，马上封八思巴为国师，授其白玉大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又设总制院（至元二十五年改名为宣政院），负责蒙古的一切宗教事务，并让八思巴负责。
所以说，忽必烈时代，八思巴成为元帝国一切辖地的“精神领袖”，真正的“教皇”。藏传佛教，终于奠定了他们在蒙古统治地区的无上地位。
八思巴对元朝做的真正有实际意义的一件事，是奉诏创制蒙古新字，这种文字，“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蒙古人兴盛后，曾依据畏兀儿字母拼写蒙古语言。所以，八思巴的“蒙古新字”，终于填补了元朝“立国规模”的一项大空白。
为表彰其功，忽必烈“升号八思巴曰‘大宝法王’，更赐玉印”。八思巴“新字”，实际上是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又弄出整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由于他本人精熟梵语、蒙古语，且是学者出身，在弟子的帮助下，创造出这种文字方案，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但是，由于八思巴文难于习写，不能在帝国中下层以及汉人中间推行，元末渐废弃不用。现在，对八思巴文的研究，反而成为不少中外学者的“饭碗”——因为忽必烈时代的不少公文、案牍、碑刻以及钱币上均有八思巴文，许多佛经也译成八思巴文。
1276年，八思巴回藏地。忽必烈依依不舍，一直把这位“精神导师”送到青海的阿尼玛卿雪山之下，二人才依依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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