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鸣枪 三军皆反
辛亥首义之精彩华章
“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伤心细数当时事，同种何人雪耻仇！”陈天华这首《猛回头》，阅之读之，立刻令人血液沸腾，慷慨思愤。
飒飒风中，让人恍然间思云腾绕，回到了那个铁血华年。
正是当时那些风华正茂的革命志士振聋发聩的呼喊，方才唤醒迷滞已久的国人。
在心跳加速中，在咬牙切齿中，他们目眦尽裂，拍案而起！
于是，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营中的一声枪响，划破了武昌的夜空。
为什么革命发生在武汉？
在讲“第一枪”的故事之前，笔者先简短分析一下武汉乃至湖北在辛亥革命前的状况。
武昌起义前，《湖北学生界》这份刊物的第一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话：
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之中心点也，呜呼！夫孰知以中国竞争之局卜之，吾楚（湖北）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矣乎。
可以见出，在武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绝非偶然。
湖北，处于中国之中部；武汉，号称九省通衢。这里，不仅仅是清廷一直着重控制的重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之一。
狂流激荡下，各种思潮在此聚集交积也就不足为奇。
最早把魔爪伸入湖北的，当属老牌帝国主义英国。而后，众国齐竞，纷纷在此建租界、开银行、把持海关。
由于河道畅顺，各列强的军舰也往往游弋往来，不可一世。
仅仅二十年左右，列强们逐渐控制了湖北的工商、金融、矿业、交通等命脉。
以武汉为例，辛亥革命爆发时，外国企业近二百家，英国五十三家，日本四十三家，德国三十五家，法、俄、美等十余家。大多数洋人的企业，皆在1900年之后进入。
特别是在1902年之后，作为对外贸易大埠的汉口，交易额激增，一年平均保持在一亿三千万两白银之巨，远超天津、广州，仅次于上海，享有“东方芝加哥”的美号。
在疯狂掠夺桐油、茶叶等原料的同时，列强们还向中国进行棉纱等日用工业品的疯狂倾销。
由于封建官府买办化的加剧，清朝的一切“新政”，皆为迎合洋人而生，而中国原有的封建自然经济在西风中迅速解体。
当时，湖北表面的繁荣，完全是畸形的繁荣。一方面是少数几个大城市“超繁华”，一方面是广大农村地区哀残不堪。
作为税款大户，清廷对湖北的“解款”要求日益增加。每年辛丑赔款负担一百多万两不说，还有“补镑”六十万两，“辽东偿费”五十万两，练兵处调解五十三万两，而且，膏捐权也归中央。
不用说，这些钱，富商大官当然不会出，肯定要全部转嫁到广大民众的头上。
湖北的大地主们也很“时髦”。他们一方面大量聚敛土地，一方面进入城市，兼营商业与银钱业，建立起庞大的商业高利贷网络。
由于20世纪初的十年内，天灾人祸不断，农业纷纷解体。在湖北，特别是武汉，聚集了大批流民、灾民。
在这种环境中，哥老会、天地会的新鲜血液就会源源不断，动乱的因子，越聚越多。
由于武汉一带在先前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曾几次陷于太平军手中，因而此地“革命”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地区。
江湖风波，一浪高似一浪。
破产农民、散兵游勇、城市贫民、手工业者、产业工人，这些人杂集在一起，波蔓交融，形成了特别适合暴发革命的土壤。
鄂、湘、粤、川等地的保路运动，更直接促起了大批中小商人的激烈行动。
放眼纵观湖北社会各阶层，在那个危险的时刻，都对清廷蕴攒了相当大的怨毒之气。
从“人才”方面讲，湖北革命党还应该“感谢”当年张之洞的各种教育举措。张之洞本来想为自己和清廷制造出一大批驯顺的“奴才”，殊不料，反而为朝廷培养了一批广具知识的“掘墓人”。
从1900年开始，张之洞在武汉及其他不少地区开设了许多学堂，科目关涉广博，且大量向东、西洋派遣留学生，人数远远超出其他各省。
张之洞为了提高新军“素质”，招纳不少识字青年入军，使得军队的人员组成结构也远远不同于从前。
科举制废除后，知识分子竭力寻找出路，不仅本省青年“秀才”们纷纷到学校报考，外省（特别是湖南）也有许多人到湖北寻找机会。
所有这些人，思想上属于活跃、敏感的一类。他们政治上特别敏锐，很容易接受进步思想。民族危亡的大背景和生计艰难的小困难，更造成了青年人对“革命”的向往。
在种种社会、经济、思想的合力下，才造成日后的奇景：武昌的清朝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皆一齐掉转反向，清廷顿时摇摇欲坠。
湖北的革命势态一直呈独立发展势头。但是，由于孙中山以及其同盟会在革命中“辈分”最高，所以绝大部分团体还是把“三民主义”当作一块大招牌来使用。
不过，湖北主要党人出身富户比较多，特别是共进会成员都不大赞成同盟会主张，很多人排斥“平均地权”这一条。所以，三民主义在湖北，基本变成了“二民主义”。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