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看得见”的大手
北洋军事势力的抽心一剑
北洋集团的形成，可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咄咄怪事。
中外研究者论及晚清政治和军事的权力结构时，几乎众口一词，认定袁世凯的北洋系是承继曾国藩、李鸿章的湘军、淮军之后崛起的地方军阀系统，称北洋这种军事力量是中国近现代军阀势力的成熟标志。
如果我们稍稍仔细地考察清末政治现实，可以发现，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和曾国藩、李鸿章的地方势力，恰恰有着极其深刻的区别。
袁世凯发迹于义和团之乱，他并非似曾、李二人那样凭借地方军事力量蹿升，所以，北洋的地方分离主义色彩极其薄弱。袁世凯是在北京中央层面上步步高升，由直隶总督而军机大臣，再由军机大臣升为外务部尚书的。而他所谓的“私军”北洋军，也并非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是在国内叛乱的背景下从地方招募而形成的，反而是在外敌强邻虎视狼顾、国家危亡在即的巨大外患压力下，由中央政府建立的。
北洋军的军饷和支出来源，大半出自中央政府，他们所推行的是一条军事专业化的路线，不受地域色彩浓厚的、由地方军阀小圈子凭借私人、家族血缘等因素而产生的势力的控制。
而且，晚清的政治统治虽然日渐衰败，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管理能力远远没到完全丧失权柄的程度。从清廷对地方架构某些成功的改革来看，其控制能力和影响能力，甚至延伸到昔日无法企及的深度。
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是，恰恰因为摄政王载沣等人与北洋系和袁世凯的反目成仇，使得这一多年精心培养的帝国捍卫力量，最终反过来成为清廷自己的掘墓人。
数十年来，言及近代史，有两个最大的常识性误解在中国人脑海中涂抹不去：第一，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如果没有他的出现，孙中山等人一定能顺利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第二，袁世凯人品不厚道，欺蒙孤儿寡妇，倾覆清廷社稷。
这些看法，除了误解以外，还都属于曲解。
首先，在1912年的中国，可能只有袁世凯一个人，才有真正的实力与能力使“中华民国”成为现实，不仅列强这样看，立宪派也这样看。当时，如果手握实权、身居高位的袁世凯不出来和平解决清廷退位的问题，整个中国必陷于血海苦战之中，很有可能演变成为继太平天国以来的第二次国内混乱。那样的话，一定会使国家的元气更加凋散不振。
其次，对于统治、压迫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皇室，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可谓大仁大德，极尽优厚善待。他不仅争取把紫禁城让废帝溥仪及其家人居住，每年还拨大笔款项优养他们。如果没有袁世凯这个军事强人，依据中国式王朝更迭的潜规则，这些“觉罗”们，肯定会被九族诛除，无复孑遗（最后把溥仪从皇宫中赶走的是冯玉祥，并非袁世凯）！
再次，二百多年以来，以嗜血、奸险、残暴起家的觉罗皇族，对国人敲骨吸髓，屠戮杀害，竭泽而渔，坏事做绝。幸而天道好还，弱其根脉，终使汉人华胄振臂而起，以图恢复中华。幸亏在本来应该大混乱的时代有袁世凯这样一个在恰当时机有精心准备的政治巨人出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给予了清廷最后关键的一推，以不流血的代价扯翻了那沉甸甸的龙旗。
北洋系统的形成和壮大
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北洋水师一败涂地。为此，慈禧派心腹荣禄建立“督办军务处”，想通过编练中央控制下的新军，取代从前因为“太平天国”之乱而坐大的勇营。
慈禧这种努力，就是欲图夺回昔日从中央流向地方的军事大权。而且，她还想就此机会，制造出一个具有极大控制能力的满洲权贵阶层。由于袁世凯用起来得心应手，荣禄就派他去小站练兵。袁世凯的荣迁，就成为北洋集团的发端。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清廷派出满人荫昌，让他从旗人子弟中挑选精壮青年，入学天津武备学堂，储备日后的将校人才。汉人练兵，满人选将。袁世凯在小站，荫昌在天津，相距不过几十里。显然，清廷对袁世凯和他的新建陆军不放心。可见，慈禧的政治手腕，可谓出神入化。荣禄呢，之所以看中袁世凯，就因为他是个无甚根基的汉人。这样的人，好使不说，破格提拔他，又会让他长存感恩之心。
袁世凯本人，确实死心塌地为荣禄效力。继1897年被提升为直隶按察使后，他接着凭借自己在维新运动中的“智慧”，谋得了一个侍郎头衔。戊戌政变后，袁世凯向荣禄献计，要求把京畿地区五大军全部合编为“武卫军”，而且，他主动提出，要把他本人所创的新建陆军编为武卫右军。如此一来，荣禄大喜，对袁世凯深加翼护。
袁世凯如此对荣禄投其所好，免去了清廷对他可能的进一步猜忌，同时让慈禧洋洋然找到了“中央集权”的感觉。这样的高招，可谓一举多得。
1899年，山东闹起义和团，巡抚毓贤不能快速处理问题。见此，荣禄就保荐袁世凯为署理山东巡抚，派他去当地进行“快刀斩乱麻”的处理。从中央到地方，从北京到山东，看似离政治中心远了一步，实则是袁世凯人生的大转折。从此，北洋系才由一个地方性纯军事团体，逐渐向军事政治集团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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