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清朝覆亡的或然与必然
引子
火山口上的政权
1911年，清政府即将灭亡前的那一年，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表面看上去，却显得格外平静、安谧，充满了进步、现代甚至祥和的色彩。
在时任《泰晤士报》记者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眼中，京城及其他地方，不仅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和不安，反而处处显示着欢快、悠闲和希望：
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第，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邮局每天投递八次信件；巡警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这是一支待遇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队伍……自来水供应良好，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正在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再没有比这更使我深信不疑的了。你在全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兴修铁路正取得真正的进展……无论哪里修筑起一条铁路，那铁路穿过的省份就会得到难以置信的好处。（莫里循《致伊迪丝·布雷克函》）
大时代暴风骤雨的剧变之前，往往都是如此波谲云诡地给人以无边的假象。这个国家看似平静的表层下面，涌动着一股强大的、不可逆转的潮流：
革命！
这种腾腾不息的、蠢蠢欲动的、隐含杀气的巨大历史转折，并非在一天之内忽然形成，而是一个沉默的、渐进的、越来越快的过程，是一种由不起眼的量变到耀眼引爆的质变的过程。
龙旗之下，那些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看似顺民的大清国子民，涵盖社会各个阶层，虽然贫富有别，阶级各异，但几乎所有人对清政权都丧失了仅有的期待。即使统治阶级内部，地方以及中央的大多数成员，都对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心存二意，他们怀着某种夹杂忧虑的幸灾乐祸的恶意，心情复杂地观望甚至是企盼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由于困窘的生活，人民对现实普遍不满，失望、愤怒、恐惧、痛苦、憎恨，甚至打破了清朝末期那种群体麻木的常态。
在北京，1911年的夏天，清凉的微风似乎让摄政王载沣的团队酬躇满志：威权赫赫的袁世凯，已经被下旨回籍“养病”；革命党人的“三二九”广州起义被枪炮镇压下去，幸存的党人意气颓唐；第四次“国会请愿”烟消云散，立宪派灰溜溜回到各地的咨议局空发牢骚；军队中的“士官生”被有条不紊地安插到新军各个层级“掺沙子”，虽然遭到北洋军人的顽强抗拒，但时间和权力会消融任何阻拒——乍看上去，大清的中央集权是那么焕然一新，那样固若金汤，国内几乎没有能与摄政王集团相抗衡的政治势力。
但是，这个垂垂老矣的政权，腐朽已经发展到它的骨子里。它的躯体遍布危机，华丽帝国的遮羞布下，满是能致它死地的痼疾和菌群。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清政府忍辱含垢，驾驶着这艘百孔千疮的“大清号”，战战兢兢地朝向莫知的未来。在维持每况愈下的勉强统治的同时，西方列强一手揽大炮，一手持“商品”，视中国如待宰之羊，纷纷前来割切。这些外洋强盗，细大不捐，巧取豪夺。被洋人们打得鼻青脸肿之余，清朝高层仍旧以“天朝”上国自居，怡然昏然，自我安慰地一直试图用“羁縻”（送钱送地）的方法对付这些东西“蛮夷”。屋漏偏遭连夜雨，突然而起的“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巨大内乱，最终使得老大帝国招来窝心一剑，捅得它气息奄奄。
内忧外患交剧的情势下，倘若清政府陡然一变，上下同心，或许能使这艘老旧的巨轮安全靠岸。然而，帝国的运气太坏。昏庸老迈的慈禧太后，不仅仅是帝国的政治符号，还是真正的决策人物。而这位太后绣金凤袍的阴影下，看似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实则是变器不变道而已。清朝一时的船坚炮利，皆成电光泡影。铁舰与钢炮未及使得洋务派们踌躇满志几天，甲午战争的巨大挫折，使得清廷上下饱满的希望，随着北洋舰队一起沉入冰冷的海水。
如此，朝中大人们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
悲懑之余，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高喊：“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强烈呼吁改革。但是政体改革，在19世纪末的中国，谈何容易！手无寸权的光绪帝，书生气的维新臣，赤手空拳想与老迈而阴奸的慈禧及其羽翼争斗，铤而走险之际，胜负已判。固然谭嗣同临死一呼“我自横刀向天笑”，热血汩汩声中，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惶。
再后，由于误信洋大人要逼迫自己还政于光绪帝的谣言，慈禧太后肆展一己之私，兴昏庸无智猖狂之计，唆使义和团排洋。阴暗的动机，仓促的行动，招致的是骇人的结果——八国联军的马蹄和炮火，不仅仅使得这位大脚太后仓皇逃离紫禁城，随后，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在洋人的枪炮声中，也以骇人听闻的速度进一步加深，进而使得清廷在民间的威信更是扫地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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