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弦一绞送君王
永历政权的终结
一世雄杰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即使在他最恐怖的梦魇中，也肯定预料不到，大明建国二百多年后，他的皇裔圣种朱由榔，会像丧家犬一样，流落到缅甸境内，度过他人生最艰苦的岁月。
缅甸在《明史》中，只列于《云南土司传》的最后一编。洪武二十七年，明朝设缅中宣慰使司。永乐元年，明廷又设置缅甸宣慰使司。所以，最早缅甸有两个宣慰使，皆是当地土酋，二百多年内向大明入贡不绝。
永历十三年（1659年，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六，守卫缅关的缅甸士兵发现，有两千多名服色鲜明、脸色难看、行色匆匆的明朝人，或文或武，或步或马，拥簇着一顶明黄大轿，忽然出现在关门之外。
派出通事（翻译）一打听，方知来人非同小可，乃大明堂堂天子——永历皇帝。
世事如斯难逆料。
强敌压境难安稳
永历君臣的昆明大撤退
孙可望势力泡沫般的崩溃，使得李定国、永历帝等人一时间忘乎所以，觉得西南之地，大可安乐平静。
永历君臣没把进取或者恢复当作要务，反而在昆明城内庆功发赏，升官许愿，歌舞升平，上至君王下至重臣，没有任何忧患意识。
永历朝臣中的两个官员——高绩和金简，很感忧心，向李定国等人进谏：“今内患虽除（指孙可望），外忧方大。清军一直屯兵虎视，等我内斗方酣之时，很可能突然进击。我们如今情形，恰似酣歌于漏舟之中，熟睡于积薪之上，良可堪忧！二位王爷兵略颇悉，怎可懈怠如此！”如此苦劝良言，李定国竟然听不进去，并向永历帝告状，二臣几乎挨到杖责。
要说李定国完全沉浸在胜利中，也不尽然。当时，他主要的想法是攘外先安内，把注意力放在孙可望心腹部将王自奇、张明志等人身上。这几个人拥兵于楚雄、永昌一带，很让李定国放心不下。于是，他亲自率军，迢迢跋涉，进攻永昌的王自奇。
众寡不敌之下，王自奇败走腾越（今云南腾冲），穷途自刎。张明志见情势不妙，请降受抚，总算少了一番折腾内斗。
就对明朝的忠诚来讲，李定国绝对没有问题。他曾这样对手下人讲过：“曹操、司马懿有戡乱之才，喋血百战，摧大敌，扶弱主，如果他们博取万世美名，如探囊取物般容易，但他们一念之差，篡人国家，犹持黄金换死铁，落得后人笑骂，直是太不值得！”
如此价值观，保证了他对明王朝的绝对忠诚。
打败孙可望之后，李定国的权欲有所膨胀，开始对刘文秀表现出排挤的态度，否决他请永历帝移驾贵阳的建议，并把他从前线召回，卸其军权。同时，李定国把在边诸将皆招回昆明，论功分兵，多寡不一。不料，清军猝至，兵失其将，将不得兵，所以导致日后的兵败如山倒。
为此，刘文秀对手下讲：“退狼进虎，晋王必败国家！”虽然把李定国和孙可望相提并论有些过分，但对李定国的独断专行，此语极其贴切。
郁郁之下，加上军旅过劳，刘文秀竟然一病不起，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含恨而死。临终前，刘文秀仍然向永历帝进献忠言：“清兵日渐逼近，国势日危，臣之妻子族属，一定会尽忠大明。倘事急，望陛下驾临蜀地，联合十三家之兵（昔日的大顺军余部），出营陕洛，说不定能转败成胜。此臣区区之心，望圣上鉴查！”
耿耿忠心，至死不二。
永历十一年（1657年，顺治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清朝三路大军开拔。
平西王吴三桂一路向陕西汉中出发，经蜀地攻贵州；卓布泰一路向湖南出兵，经广西与钱国安部清军会合攻贵州；宁南靖寇大将罗托与洪承畴一路，从湖南往攻贵州。
洪承畴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他从孙可望降官中挑选出十九名熟悉云南地理的汉人作为向导，带领各路人马前进。由于沿路军养、后勤安排妥当，预见性强，清朝三路大军皆进展顺利。
洪承畴、罗托一军连克沅州、靖州，把湖南一带的南明军队击溃，直接攻入贵州境内的镇远、平越（今福泉）等地，并在四月攻占贵阳。
吴三桂一路军，自沔阳进至朝天驿，三月初已经到达保宁，三月十四日到达合州。南明总兵杜子香在江边没能组织任何有效的拦截，弃重庆而逃，坚城一下子落入清军手中。
卓布泰一军从广西深入，招抚南丹、那地、抚宁等地的土司，攻克狄山州、都匀等地。
清朝三路人马在贵州顺利会师。也就是说，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三路清军顺利实现贵州会师的计划，在全省范围内对南明军队各个击破，基本没遇到重大抵抗。
在清军开始进攻的初期，三路分兵，倘若南明能击败其中任何一支，就有可能使战事发生全局性变化。但是，直到清军三路会师贵阳，永历君臣才真正开始着慌。此时，已经失去了先发制人的宝贵时机。
清军方面又添生力军，三路大军之外，又有信郡王多尼率一支大军，自湖南开赴云贵战场。
七月间，永历帝在昆明封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师”，督领诸将御敌。至此，距清军三路大举进犯之时，已经过去将近半年时间。南明方面的狼狈被动之态，尽显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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