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朝廷活曹操
跋扈骄横的孙可望
情景一：永历六年（1652年，顺治九年）正月。在贵州穷僻的安隆千户所，南明的永历皇帝，瑟瑟发抖，坐在茅草房“皇宫”里一张藤椅上，愁眉苦脸地“上朝听政”。泥地上站着的文武臣子，服色不一，总共加起来才四五十人，个个垂头丧气。
情景二：同一时间，贵州省会贵阳城中，永历帝手下的“秦王”孙可望，安居于壮丽宏伟的王府之中。他不仅锦衣玉食贵似帝王，还自设有内阁、六部、科道等官员，完全是个小朝廷，甚至王宫中还有“太庙”（庙里有三位“庙王”，当中是朱元璋，左为大西“皇帝”张献忠，右为孙可望的爷爷）。身着王爷服饰的孙可望称孤道寡，满面红光。
相比于汉末的曹操，孙可望厉害得多。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名义上还有一套行政班子。孙可望更干脆，他自己私设一套班底，永历帝的班底倒成为草台班子。皇帝成为囚笼中的凤凰，栖于僻远蛮荒，而这位孙王爷，却高居大城中的“九重”王府。
骄横无聊偏较真
“一字王”还是“二字王”
孙可望原名孙可旺，陕西米脂人，无赖子弟，青年时代跟从张献忠，由于他狡黠多智，为张献忠所喜，收为养子，改名张可旺。
张献忠有四个养子：老大孙可望，老二李定国，老三艾能奇，老四刘文秀。当然，张献忠时代，这四个人都姓“张”。
张献忠在四川被清军射死后，军众溃散，张可旺保有四万多人，一路冲荡，由四川入贵州，由贵州入云南，最终借沙定洲之乱，占据了云南地区和贵州大部。此时，孙可旺认为原名不雅，改名为“可望”。这种改法，很似把“得财”改为“德才”，稍一改动，气象大异。
进入云南后，孙可望为首，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艾能奇称“定北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至此，大家都过了当王爷的“瘾”。
南明的四川巡按钱邦芑率人收复四川大部后，有人劝说，表示孙可望入据云南，可以招徕。当时就有人反对：“孙可望乃张献忠余孽，狼子野心，恐不为我用。”钱邦芑很有远见，他认为孙可望在云南一改张献忠做法，不妄杀人民，行事大有纪律，应该争取。于是，钱大人亲自修书，派人持往云南招引孙可望为明朝效力。
此举大出孙可望意料，他喜出望外，对来人讲：“朝廷文官，从来与我辈为仇，绝不相通。今遣使来问，我怎能不高兴！不过，我们四人称王已久，请转告钱按院，如能替我们上疏，封我等为王，我们肯定以全滇境土人马，归附朝廷。”
显而易见，孙可望开始非常有诚意与明朝修好。钱邦芑是文人，做事缜密，他在上报永历朝廷详述孙可望想归顺的同时，回报孙可望说：“本朝祖制，从无异姓封王者。”即便如此，他也没放死话。明朝祖制，确无异姓功臣活着封王，时移事易，一切要听朝廷定夺。
依当时情况，南明朝廷屡屡播迁，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皆败亡，如果弄个王爷帽子笼络一下孙可望，自可换来对方感激涕零的忠顺。但是，永历朝臣书呆子多，争来吵去，一时间难以就孙可望封王之事达成一致。
当时，孙可望很主动，派本来就是明官的老乡杨畏知为使节，到达肇庆拜见永历帝，献上一份重礼，希望永历朝廷封他为“秦王”。
出于各自的私心，当时在朝的李成栋养子李元胤、袁彭年以及多位文臣皆反对封王。特别是明朝几个在贵州一地的军头，深恐孙可望为王后受其辖制，纷纷上书反对。
杨畏知虽为孙可望所遣，却心向明朝，劝当朝诸公不要吝惜一个王封而变友为敌。变通之下，永历朝廷决定封孙可望为“二字王”，但很快又改变主意，只同意封孙可望为公爵，赐名“孙朝宗”。
正在纠结之际，南明的军阀陈邦傅在广西势单力弱，他为了张大其势，与已经进入两广地区的大顺余部高必正、李来亨等相抗，想拉拢孙可望。陈邦傅的手段很奇特，他趁永历朝廷议论未决之时，自己用黄金偷铸一颗重达百两的“秦王之宝”大印，伪造永历帝敕书，封孙可望为王爷，以此来达到巴结对方的目的。陈邦傅不仅“封”孙可望为“王”，还“封”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三人俱为“国公”。执行这项“任务”的，乃陈邦傅的心腹门人胡执恭。
胡执恭本来就是北京专门制造假印私信的游棍，十多年中屡犯死罪，趁明末大乱之际，逃入军中，成为陈邦傅的谋士。他办事很麻利，立刻奔往昆明，一见孙可望，马上拜倒称臣，献上斗大黄金印，说永历帝非常信赖孙可望，然后又详述陈邦傅私下结交之意。
孙可望非常高兴，集结文武和百姓，大庭广众之下，跪受“秦王”之封。高兴了没几天，老孙从探子处得知永历朝廷还在商议对他的封王之事，根本没有结果。
恼怒之下，孙可望亲自去见胡执恭，逼问他，让他说实话。胡执恭当然不敢明说封王之事乃他与陈邦傅所为，就诈称永历帝与其母亲太后两个人秘密商议铸王印与孙可望，“外廷诸臣确实不知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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