萦绕不去的阴影
与国偕亡的党争
南明弘光朝的党争，一般史书和史家皆众口攻讦马士英、阮大铖二奸挑事，其实，此见过于偏颇。
弘光小朝廷的党争，乃东林党人首先发难。正是史可法的犹豫和短见，使得四镇军阀得拥弘光帝继位。武人自此骄恣，东林一系再无全掌朝政的可能。在此打击下，东林党一腔邪火无处发泄，拼命对马士英和他所推荐的阮大铖展开攻击，大揭“逆案”。为求自保，阮大铖发起“顺案”，引联群小，与东林一系在朝中展开恶斗，大施拳脚。双方争得你死我活，完全不顾国事危在旦夕的大局，浸沉于党争派斗之中，最终把南明拖向灭亡。
言及明朝党争，有必要理顺一下脉络。
自万历朝张居正去世，昔日被压制的言官力量忽然反弹，他们频频上书言事，指斥执政。党论之兴，自此勃然不可控制。此后，明神宗一朝的“争国本”“妖书案”“禁宗案”以及癸巳京察引起的贬黜接踵而来，门户渐趋明显。首辅沈一贯出于私心，为争阁权，对党争推波助澜，终于造成朝臣派系交恶日甚一日的情况。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在推选阁臣问题上惹恼明神宗，被黜为民，回乡闲居。十年后，他在老家原有的东林书院中与高攀龙等人以讲学为名，讽议朝事，品评人物，并与北京朝臣同志者遥相应和，终于形成了“东林党”。
后来，朝中又出现了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皆因其首领籍贯而得名。这些党人互相勾结，与东林党人作对，只要是他们的异己，就把对方斥为“东林党”，这才造成东林党中正直之人越来越多的局面。
而后，“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发生，更使得晚明党争趋向高潮。三案之中，东林一系大都为持正君子，但也造成朝野诸党联合、共击东林的局面。
明熹宗继位后，魏忠贤大太监乱政，与东林党的对手们联手，形成阉党势力，霍维华、崔坚秀、阮大铖等人纷纷加入，形成了“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孩儿”等阵容强大的阉党集团。有皇帝和魏公公撑腰，这些人在朝中大翻盘，屡兴大狱，接连以熊廷弼“封疆案”为由头，弄死了东林党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六君子”，然后编著《三朝要典》，以官方语言，对万历三案等事进行歪曲记录，把东林党人描述成罪不可赦的大奸巨恶。
崇祯继位后，诛杀魏忠贤，清除朝中阉党。而后，在翰林编修倪元璐等人发起下，正直朝臣们纷纷要求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对此，崇祯帝大力支持，下旨焚毁《三朝要典》。可值一讲的是，当时的侍讲官孙之獬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东阁痛哭，大声嚷嚷不可毁焚先帝（明熹宗）时代御定的《三朝要典》。此人正是日后给多尔衮出主意使之决意施行“剃发令”的败类。
东林党恢复名誉后，钦定“逆案”，诏示天下，一百多从阉官员名列其中，阉党势力几近灭顶。可是，阉党中漏网分子也有不少，他们一直在朝野中蠢蠢欲动，时刻欲翻案。
崇祯二年，太仓学者张溥成立“复社”。这本来是为了“复兴古学”而成立的文学团体，但日趋壮大，江南地区各文学、政治团体纷纷加入，名人荟萃，吴伟业、黄宗羲、陈子龙等大批宿儒名士联袂而入，一时间声名大噪，显然是东林一系的延伸。当时的首辅温体仁特别讨厌东林党人，借机打击复社，疏奏张溥等人结党不法，遥控朝政。
张溥见情势不妙，就主动找到宜兴人周延儒（此人原为东林党人的对头），鼓励他再返北京，从温体仁手中夺回首辅之位。周延儒借助东林（复社）之力，最终回北京重返相位，悉反温体仁时代之政，并召回被罢斥的倪元璐等人（当然，周延儒本人并非君子，所以在《明史》中此人列于《奸臣传》）。
周延儒再相事件明白无误地表明，复社已经不是文学团体，而是完完全全的一股政治力量。这也说明了晚明党争的如火如荼。党争并非仅仅是正义与邪恶之争，其中夹杂不少个人恩怨或团体利益，彼此攻讦，不择手段，最后对明朝的时政没有任何好处，只能加速朝政的紊乱和大明的衰败。
清朝士人总结明朝亡国的原因，认为“明朝之亡，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南疆逸史》），此言非常确切。所以，南明成立后，党争不灭反炽。
在南京，东林系痛斥马士英援引阮大铖，似乎马士英是阉党成员，其实根本不对。马士英原来还属东林党人的支持者。至于阮大铖，更非阉党骨干。
这里，还需交代一下阮大铖的为人以及他和马士英的关系。
阮大铖的仕途，是个走霉运的过程。由于他是安徽怀宁人，和左光斗同乡，所以他最早意属东林，是个老东林党人。但在朝中，顾宪成从中阻挠，把本应属阮大铖的吏科都给事中一职转给魏大中担任，如此，嫌隙构成，激使他与东林党人反目。虽反目，却未成仇。崇祯帝继位，久居乡间的阮大铖急于在新君前有所作为，便弄个双保险，写成两份疏奏，一份专攻阉党，一份把阉党和东林党指斥为朋比奸徒，交给北京的友人杨维垣，让他相机而行，代为上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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