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夫家天下 苛政满神州
秦朝二世而亡，众恶归焉。所以，汉朝臣子，无时无刻不把秦始皇当反面教材，有事儿没事儿就把他拉出来批斗一番，或者有感而发，或是影射谏劝。
不过，嬴政统治的过失，确实在许多方面令人发指。
汉臣中，贾山对秦始皇的评价类似大字报，恶语诅咒，恰当而又中肯：“（秦始皇）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视，侧耳而听……秦王贪狠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
贾谊的批评，全面而不失准确：“（秦始皇）废王道，立私权，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
刘向的议论，文采飞扬而让人印象深刻：“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遗戍，入刍稿，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
林林总总，汉代群臣总是带着激烈的情绪来对待前朝皇帝，但似乎多是文采胜过事实，泼污多过分析。
最能切中秦朝苛政要害的，要属大儒董仲舒的论点。之所以说他的言语为“论点”，就是因为他有专业的分析和逐条的论证，比较公正地论述了始皇帝的暴政根源所在：
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董仲舒在这段话中，先是盛誉商鞅之前上古的政治，说那时人民负担比较轻，土地税不过十分之一，徭役也不过每年三天，所以人民乐于承担。而秦用商鞅之法，井田制废除，土地允许自由买卖，致使兼并之风愈演愈烈。而成年男子的徭役日益加重，每年需要无偿为国家服一个月徭役不说，还要在一生中为国家服两年的兵役。由此计之，百姓的徭役和兵役负担达到先前的三十倍，土地税、商税和人头税等税赋和昔日相比多出二十倍。为此，人民困苦难熬，牛马不如。残暴的官吏如狼似虎催逼，致使许多百姓逃亡山林，聚起为盗，以致在大道上行走的人群当中，一半都是被驱赶去服刑的囚徒……
董大儒说的话，许多都是事实，但也对于秦朝商鞅变法之前的税和徭役负担过于美化。而且，废井田，开阡陌，从后世角度看，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秦国百姓获得的土地数量也大幅度增加，政策刺激下，大大提高了政府的税收。所以，商鞅变法并非实行土地私有化，而是更加强化土地国有化。秦国土地私有化的发端，乃是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的“使黔首自实田”。而其后的土地兼并，也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
但无论如何，董仲舒对秦始皇横征暴敛的指控是恰当的。嬴政虐民之苦，都与他的政治贪欲大有关联。他统一全国后，称帝时间只有短短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间，从未与民休息，三十万人筑长城，五十万人戍五岭，七十万人营建阿房宫和骊山陵墓。除此之外，还有无数没有明确记入史籍的徭役、兵役。如果推算在全国范围内大修驰道、直道、五尺道、新道，开凿灵渠以及他五次全国巡游而征发的劳力，在虐用民力方面，后世只有隋炀帝和始皇帝这样的“老前辈”有一比。
可以想见，嬴政为帝十多年间，秦朝百姓的徭役远远超出前期，最终造成百姓疲敝，民不聊生，死者遍路。恰如史记所言：
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张耳陈余列传》）
为了肆逞其欲，秦始皇在极短时间内不断征发百姓，兴兵不断，工程不息，政府支出日益增多。如此重的负担，最后肯定要天下百姓来承担，所以必须通过横征暴敛来维持政府的运转。那么，这种“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的举动，肯定会招致人民反抗。
人民反抗，暴秦政府肯定尽一切努力去镇压。恶性循环，严刑峻法。其内容就成为秦始皇时代醒目的政治标签。
秦朝最轻的刑罚，当属“赀”。这是一种经济类刑罚，赎刑包括其中，也就是用经济制裁手段，来惩治官吏的一般失职和百姓的一般违法。其内容包括三种：一是纯属罚金性质的“赀甲”“赀盾”；二是“赀戍”，即发往边地作戍卒；三是“赀徭”，即罚服劳役。相比肉刑和死刑，这种“赀”刑，简直太“温情脉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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