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最后的下场
东晋明帝刚刚继位三个多月，一直体虚多病的王敦也有日暮途穷之感，加强了篡位的准备步伐，他暗示朝廷征召自己入朝辅政。
王敦自己不好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带兵入建康，所以暗示明帝，要皇帝下诏征召他入朝，以做到“名正言顺”，然后再顺水推舟，按部就班地过把皇帝瘾。
东晋明帝年轻果锐，危急时刻坦然不惧，亲笔写诏书让王敦入京。
这样一来，反让王敦感到有些进退两难。
王敦想谋逆，但其宗族诸人并非一味跟随。王导不必讲，一直是以整个王氏宗族的安全为最高利益，拥戴帝室；王敦堂弟王棱屡次劝谏，被王敦派人暗杀；另一个堂弟王彬为人忠直，“谏之甚苦”，差点被王敦杀掉；荆州刺史王舒，也是王敦堂弟，知道王敦要起事，马上和王导站在一起，秘劝东晋明帝加紧准备，谋讨王敦。
顺便一提的是，王敦移镇姑孰，“入朝”建康之前，还听从钱凤之言，族灭了吴地最大的地方势力——以周札为主的周氏。
周札时为会稽内史，一门五侯，宗族强盛。钱凤是沈充老朋友，自然要替沈氏出力。江东土豪，沈、周二家最强。周氏一灭，沈氏家族自然在江东就无人可比了。
于是，王敦诬称周氏一家密谋不轨，派沈充等人带领众兵，尽灭周氏。可叹的是，王敦失败后，沈充一族也被诛除殆尽，吴地土生大族至此烟消云散。（值得一讲的是，周札的父亲是周处，京剧《除三害》的主人公。）
大事临发的关键时刻，王敦却病势加重。他自己无子，其兄王含的儿子王应过继给他做儿子。于是，他矫诏拜王应为武卫将军作为自己的副手，拜王含为骠骑大将军。
钱凤作为谋主，非常焦虑，便问王敦：“脱有不讳（万一您病重“过去”了），王应能承继大事吗？”
王敦倒是明白人，表示：“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为。王应年少，岂堪大事！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
钱凤师爷浅见，为自身计较，认为“公之下计，乃上策也”，与沈充等人定谋，准备王敦一死即兴兵作乱。
东晋明帝年轻英果，才兼文武，不像他老爸元帝那样窝囊。审时度势后，他决定先发制人，以司徒王导为大都督，并命大臣温峤、郗鉴等人各领兵马，下诏讨伐王敦。
王导深谋远虑，率宗族子弟先为王敦“发哀”，造成王敦已死的假象，皇帝一派的军众以为王敦已死，胆子都大了起来。看来，王敦名头确实大，如果身子骨硬朗，晋明帝、王导诸人加上一班文武诸臣，还真不是他一个人的对手。
王敦见皇帝讨伐自己的诏令，甚怒；本想亲自带兵，但病势转重，不能上阵。
晋人崇信卜筮，王敦便让其记室参军郭璞算上一卦。
郭璞本来就反对王敦起兵，胡乱掐指，便回答：“不成功。”
王敦怀疑郭璞一直与朝廷中温峤等人关系密切，听说又是凶卦，坚信郭璞胳膊肘往外拐。他压住怒气，问郭璞：“你再算算我能活多久。”
郭璞想了想，说：“考虑刚才的卦象，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
王敦大怒，问：“卿寿几何？”
郭璞自知不免，答：“我命尽今日日中。”
王敦立命军士收斩郭璞。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大文学家、大诗人、大卜筮家、大风水家。其所作《游仙诗》意象新奇，开中国山水诗先河，文采富艳，意境深远，诗作有“中兴第一”之称。
不仅能诗，郭璞还善作赋。其作《江赋》《南郊赋》等，皆辞藻瑰丽，不拘一格。当然，作为中古诗人，郭璞许多诗赋作品现在已鲜为人知，但在当时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大师级人物。
晋明帝做太子时，与郭璞、温峤、庾亮“皆有布衣之好”，关系非常亲密，难怪王敦怀疑郭璞对自己有二心。
《晋书》之中，郭璞的大名，与大炼丹家、大化学家葛洪并列一传，而并非与一群医士和卜士胡乱列入《艺术传》中，由此足见他在当时的重要性。他不仅撰有卜筮大全《洞林》一书，又注释《尔雅》《三苍》《山海经》《楚辞》《子虚赋》《上林赋》等典籍数十万言，诚为学问大家，才兼儒道，为一代宗师。
郭璞这么一个聪明人，竟也为王大将军临死垫背，也正是那种“善为人谋而拙于谋己”的人物。
324年（晋明帝太宁二年）8月，王敦以诛温峤为名，让大哥王含等率五万多水陆精兵，一时并进，直奔建康杀来。
假使明帝司马绍是孱弱之主，王敦便可一举成功。但这位青年皇帝有文才武略，很是英锐。大战之前，明帝司马绍以万乘之尊，竟能微服出行，带几个从人骑马至姑孰，侦察王敦的兵力部署情况。
明帝衣着普通，但相貌不凡。他的母亲荀氏一族是燕代一带的人，他有鲜卑血统，黄须白面。
听兵士讲营盘附近有个长着金黄胡须的人四处转悠，王敦于病床上闻声惊坐，大叫：“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忙派骑兵四出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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