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奴自送死
百济的“复国”活动
灭百济后，唐朝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
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诏以刘仁轨代之。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
由于百济直系王族基本被“一锅端”，擒送长安，扶余福信就想到了百济王义慈数年前送往倭国的王子扶余丰。当时朝鲜半岛各国以及倭国等小国之间，常常交换王子为质子，如同春秋战国时的诸侯所为。
倭人不自量力，想趟浑水讨便宜，就派兵护送扶余丰回百济，准备帮百济“复国”，扩展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当时拍板的倭王，是“齐明天皇”，还是个女天皇。不久，这个女天皇就死掉了，其子继位，号为“天智天皇”。
继位新“天皇”迫不及待，快马加鞭把扶余丰送回周留城。
有了扶余丰这个“幌子”，百济西部诸城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把刘仁愿的留守唐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
唐廷下诏，任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
唐、新联军一路战斗，直杀百济城。
百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了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堕溺而死者一万多人。道琛等人大败之下，退保任孝城。不久，扶余福信与和尚道琛争权，道琛被杀。扶余福信并其兵马，招诱亡叛，势力渐大。
刘仁轨、刘仁愿二人合军后，休整士伍，准备再战。新罗兵掠取大量百济财物后，提前还军。
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唐军三十五万在大将苏定方的率领下，攻打高丽。平壤城下，又遇大雪酷寒，唐军不得不重演“班师”一幕。
高宗下诏给刘仁轨，指示说：“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军就新罗，共其屯守。若（新罗王）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处；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返国。”
不仅高宗诏示还军，唐军将士也都想返回老家。天寒地冻冷面泡菜，鬼才想待在那里。
刘仁轨上表，表示说唐军应该坚守观变，不能随便撤军。
高宗君臣仔细研究，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
唐军并非龟缩于百济城中不敢轻出。刘仁轨先出奇兵，先发制人，率军端掉了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唐军连夜奇袭，一举攻破此城后，打通了新罗运粮之路。
另一个好消息传来：果如刘仁轨所料，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两人火并，扶余福信被杀。
当自己全身被剑捅刀劈之时，不知这位大将是否后悔招来了作为“掘墓人”的大侄子。
杀掉扶余福信，扶余丰连忙派使，分往高丽和倭国搬兵。高丽没啥大动静，倭国却迫不及待，他们也效“围魏救赵”之计，派兵数万进击新罗，攻取数城，然后直扑百济旧地。
唐廷没敢大意，急召右威卫将军孙仁率近一万唐兵从海路乘军船驰援。两军会师百济城，兵威大振。也难怪，孙仁部唐军不仅带来了生力军，还有坚船斗舰，大量补给、辎重也随船而至。
唐军诸将议事。有人建议率先进攻水陆要冲加林城。
刘仁轨不同意，主张先攻周留城。
于是，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周留坚城。
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
宽阔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
双方合战，唐军四战皆捷。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但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领先的，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当时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可说是简陋寒酸。
那个时候，倭奴还未从我中华偷师学艺，技术方面落后得很，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的历史典故，倭奴当时还不像后来那样精通中华史事、兵书。四百多艘破木船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水面皆赤。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一万多倭奴军被歼灭。
海上大败，百济、倭奴陆军也抗不住唐、新罗联军的进攻，被杀得人仰马翻。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缴获了他的宝剑。最后，这个“百济王”竟不知所终，人间蒸发了。估计他是淹死或在逃跑途中让自己人干掉了。
周留城内据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奴兵将，乖乖投降。当时，倭人好像还没养成临败剖腹自杀的习惯，一系列军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五六万倭奴军，终于心悦诚服地挨了唐朝一顿猛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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