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治武功四方宾服
隋文帝的功绩
隋文帝杨坚的朝廷，不仅有刘昉、郑译、高颎，李德林、韦孝宽等汉族官员，鲜卑贵族如元胄、宇文忻、元谐等人也早就加入他的阵营。中国北方政权到了杨坚手里，由“胡”变汉，又一统江南，中国自西晋末年分裂了三百多年后，重新统一。
政治方面，杨坚确立了五省六曹制度——五省即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六曹即尚书省下的吏、礼、兵、度支、都官、工六曹（后来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武官方面，隋文帝仍袭北周制度，置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仪同三司等十一级，以奖励军功。
对于各地的辖统，隋文帝实行州县两级制，罢去郡级。特别是官吏任命，地方州县僚属均由中央的吏部统授，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同时，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兵农合一”成为事实。北周时代的府兵制与自北魏以来就施行的均田制得以充分结合，军事统率权也集中到中央政府。
经济方面，由于均田制限制了豪强的兼并，农业得到迅速发展，耕地数量激增，加之国家的大规模水力灌溉工程建设广收成效，处处丰收景象喜人。
隋朝在袭用北周租调力役制度的同时，减轻了农民的赋役，并施行“大索貌阅”，以“三长制”的基层组织为依靠，阅实户口、检括民丁。“貌阅”类似现在的身份证，上面详细记载人民的性别、年龄、容貌特征，以备检索、核实。
当然，隋朝的“貌阅”主要是为了按人头多收赋税。隋炀帝时，国内人口近五千万，为数百年所未有。此外，隋文帝大行节俭之风，提倡储粮备灾，使隋朝的官仓、义仓储积的粟帛为历朝之最，资储遍于天下，能供五六十年之需。
经过隋末的天灾人祸，唐朝立国二十年后，隋朝在各地的库储尚未完全用尽，可以想见其数量之巨。
不过，史学大家王夫之一针见血地指出：“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富有四海，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毒天下，为恶之大而已矣。”他深刻地指出隋文帝的义仓是用以宣传的“花架子”，并非真正“爱养天下”的善举。
商业方面，隋文帝下令改铸“新五铢钱”，由此统一了货币。
隋文帝时代，都市繁盛，商贾云集，海上和陆上贸易均盛极一时。
隋朝建立后，形成了中国科举制的雏形，废除了全凭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到了炀帝，又建“进士”等科，使先前地方豪门大族把持选举的情况得以改观，不仅加强了皇权，也有利于庶族地主的仕进腾达。
刑法方面，隋初取北魏、北齐刑律中的精粹，集纳而成《开皇律》，律法明晰，比北朝先前各个朝代宽明许多，并取消了枭首、 裂等酷刑（后来又被炀帝恢复）。日后赫赫《唐律》，基本脱胎于《开皇律》。
对此，王夫之大加赞赏：“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裴）政之泽远矣。千余年间，非无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者，法定故也。”
对外关系方面，隋文帝很有一套。他对契丹、靺鞨等施行“怀抚”政策，不听话的就先打后抚；大败吐谷浑军队后，送宗女与之和亲；慰抚“流求”，派船舰、军人到当地“视察”；经营西域，削弱突厥在当地的影响，发展贸易；派人出巡南海以及海东的百济、新罗、倭等国，宣示“皇威”，询访风俗，等等。
隋朝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内容，是突厥问题。本为柔然锻奴的突厥人自伊利可汗（阿史那土门）起，日益强盛。北齐、北周对峙时期，为了防止对方联合突厥攻打自己，争相巴结讨好当时的佗钵可汗，每年都送无数金银珠宝子女玉帛作为“贡献”，致使这位可汗自大得不行，常对来往诸国使臣讲：“我在南两儿（指北齐、北周皇帝）常孝顺，何患贫也！”
隋文帝篡周后，由于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千金公主系沙钵略可汗之妻，宇文姑娘为父报仇心切，不停撺掇夫君攻打隋地。
双方交战，隋兵自然不弱，多次大胜。沙钵略可汗不仅没占得便宜，还丢盔弃甲，大败而去。同时，隋朝厚赂西突厥的达头可汗，挑拨东西突厥的关系，让双方互相残杀。为了平衡两只“狼”的势力，隋文帝不愿让达头可汗一方坐大，不久又安抚沙钵略可汗，哄得这位蛮汉上书隋文帝称杨坚为“丈人”，自称“儿”以求大隋欢心。
沙钵略死后，其弟处罗侯继位，大张隋朝所赐旗鼓，真正是“扯虎皮做大旗”，内斗连连，征服了不少异己力量。不久，处罗侯在“内战”中战死，沙钵略可汗的儿子都蓝可汗得立。
为了再次平衡突厥可汗的力量，隋朝把宗女嫁给都蓝可汗的异母弟突利可汗。都蓝可汗求亲多次被拒，见突利可汗反而成为大隋半子，感觉很没面子，恼羞成怒，又开始侵袭隋境，却也大败而回。打不过隋军，都蓝可汗就向突利可汗下手，突然袭击，尽杀其诸子亲随，使得突利可汗仓皇间仅带五骑逃出，一直遁逃到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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