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沿海“倭乱”始末
倭刀狂徒们的覆灭
2006年初，各大媒体均从不同角度报道了这样一个算不上热点的非娱乐消息：安徽歙县，由日本人出资，为明朝倭寇头子王直修建墓园。坟墓建好后，浙江丽水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两名青年教师愤然砸碑。据当地政府称，他们本来要以“历史”搭台，“经济”唱戏，想把王直墓园搞成个旅游点，故而与“日本友人”协商，邀请身在日本的明朝大汉奸王直后裔来歙县立碑修墓。
消息传出，舆论为之小“哗然”了一把。支持砸墓的人自然从民族大义出发，他们愤愤不平地认为，如果王直这样的卖国贼都允许修墓的话，汪精卫等人更有理由重建坟茔（按他的“级别”，都可以建“陵”了）；反对砸碑者自然是不少自诩为“爱仇人”的假世界主义者，认定砸碑义举是“愤青”的“作秀”。
无论如何，日本人为中国明朝的一个民族败类修碑，并得到当地官员的大力支持，这在我们不少人历史观本来就混淆而有诸多争执的时候，尤其刺激国人的神经。
但是，包括南京的一个律师和所谓民间历史协会的会长，皆从法律和历史角度指责二位中国义士砸碑的行为。律师言辞犀利，认为砸碑二人的举动“行动不理智，程序不合法”，属于“故意损坏公私财物”；历史协会会长认为，倭寇为中国带来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应该肯定。由此推之，八国联军侵华和日本侵华，大概也会被这种“历史学家”肯定为“打破中国封建社会和独裁政治的积极力量”吧。
其实，对今人来讲，王直这个名字很陌生，“倭寇”一词又太宽泛。而且，称王直是“倭寇头子”，更会有不少人茫然。在一般人头脑中，日本人怎么会叫“王直”这么一个中国化的名字！再者，如果王直是中国人，依据今天的惯性思维，他最多也就是个伪军头目或维持会长，怎么会成为倭寇头子呢？
说来，还真是话长。
倭寇
源远流长的祸患
明朝倭寇，一般人都以为是中后期的事情，其实，由来已久。早在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就已经数次攻掠苏州、崇明等地，杀人劫物，猖狂一时。
明代倭寇之祸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洪武至正德年间；第二个阶段是嘉靖年间，也是最猖獗期；第三个阶段是万历年间。
至于对明朝倭寇之患性质的定义，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者们言之凿凿，定性为“日本武装侵略集团对中国沿海的破坏性掠夺战争”。随着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层面的宽松，80年代后期至今，不少中国学者忽然具有了“国际视野”，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准绳，语不惊人死不休，大讲明朝倭寇的性质是“明朝东南沿海各阶层人民反封建、反海禁的正义斗争”，是“明朝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
上述二类观点均矫枉过正，前者把“倭寇”完全说成是“日本人”的侵略，后者则耸人听闻地美化海盗侵掠。
其实，明朝倭患，是以葡萄牙殖民者（佛郎机）为诱因的，以中国沿海商业海盗为首、以日本浪人集团为辅的盗贼集团，对明朝中国人民烧杀劫掠的非正义战争。
早在元朝时期（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已经有日本商盗焚掠庆元（今浙江宁波）的记载。但那时的“倭寇”应该基本上都是“真倭”，中国人很少。元朝末年，恰恰是日本的“南北朝”时期，特别是日本南朝的“征西府”及各地分裂割据的地方大名势力，谁都不服谁，你杀我伐，使得战乱中大批日本武士、浪人、海盗商人、流民等潮涌至中国沿海。同时，他们又与被朱元璋击败的张士诚、方国珍等部相勾结，在大明朝沿海地区不时烧杀劫掠。
虽然海寇猖獗，但当时朱元璋认为心腹之患是北方的残元势力，对沿海的外寇入侵只是防御而已。他下诏加强海防力量，禁止军民人等“私通海外”，但未完全实施海禁，还允许贡舶贸易。
朱元璋初建明朝时，他对日本的情况不甚了了。洪武二年，倭寇犯山东，朱元璋仍旧是“天朝”思维，遣使至日本，诏谕其奉表来朝，语气充满恫吓。日本南朝的怀良亲王乃后醍醐天皇的儿子，见明朝来诏语气强硬，不吃这套，竟敢杀掉几个明使并拘押了正使杨载等人。转年，明使又来，怀良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厚待来使，上贡马匹及衣物，并向明朝放还倭寇在明州和台州等地抢掠的平民男女七十多人。朱元璋大喜，自以为明朝天威所至，终于使小倭臣服。其实，怀良当时的服软，却是因为日本北朝咄咄逼人，日本南朝疆土日蹙，不想也不敢又树一大敌，再招惹明朝的进攻。
过了好久，朱元璋才知道所谓的“日本国王”怀良不过是个亲王，日本还有一大半地方归于北朝统治，于是他派使臣前往日本想与日本北朝联系。在怀良阻挠下，明使一直不能北行。过了近两年，明使才与实际主持北朝政事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源道义）联系上，进入日本王京商议两国“友好”之事。足利义满为人还很有长远思虑，他派使臣携贡物而来，但朱元璋认定日本来使没有正式称臣称藩的官方表疏，拒绝接受贡品。他厚赏日本使者，诏遣归国。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