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
我的中学时代是我真正开始接受文学作品熏陶的时代。比较起来，我中学以后所读的文学作品，还抵不上我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下乡前这五年内所读过的文学作品多。
在小学五六年级，我已读过了许多长篇小说。我读的第一本中国长篇小说是《战斗的青春》，读的第一本外国长篇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而在中学我开始知道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外国伟大作家的名字，并开始喜爱上了他们的作品。
我在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有几处引用了希腊传说中的典故，某些评论家们颇有异议，认为超出了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范围。我承认在引用时，有自我炫耀的心理作怪。但说“超出”了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范围，证明这样的评论家根本不了解中学生，起码不了解六十年代的中学生。
我的中学母校是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一所普通的中学。在我的同学中，读长篇小说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分男女同学，大多数都开始喜欢读长篇小说了。古今中外，凡是能弄到手的都读。一个同学借到或者买到一本好小说，首先会在几个亲密的同学之间传看，传看的圈子往往无法限制，有时几乎扩大到全班。
我在中学时代能够读到不少真正的文学作品，还应当感激我的母亲。母亲那时已从铁路上被解雇下来，又在一个加工棉胶鞋鞋帮的条件低劣的小工厂参加工作，每月可挣三十几元钱贴补家庭生活。
我们渴望读书，只要是为了买书，母亲给我们钱时从未犹豫过。母亲没有钱，就向邻居借。
家中没有书架，也没有摆书架的地方。母亲为我们腾出一只旧木箱，我们买的书，包上书皮儿，看过后存放在箱子里。
最先获得买书特权的，是我的哥哥。
哥哥也酷爱文学。我对文学的兴趣，一方面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不自觉地培养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受哥哥的熏染。
我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哥哥起的作用，不亚于母亲和我的小学语文老师。
六十年代的教学，比今天更体现对学生素养的普遍重视。哥哥高中读的已不是“语文”课本，而是“文学”课本。
哥哥的“文学”课本，便成了我常常阅读的“文学”书籍。
一册高中生的“文学”课本，其文学内容之丰富，绝不比目前的一本什么文学刊物差，甚至要比目前的某些文学刊物的内容更丰富，水平更优秀。收入高中“文学”课本中的，大抵是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章节，古今中外的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无所偏废。
“岳飞枪挑小梁王”，“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的小说，郭沫若的词，闻一多、拜伦、雪莱、裴多菲的诗，马克·吐温的小说，欧·亨利的小说，高尔基的小说……货真价实的一册综合性文学刊物。
那时的高中“文学”课多么好！
我相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高中生可能有不愿上代数课的，有不愿上物理课、化学课、政治课的，但如果谁不愿上“文学”课则太难理解了！
我到北大荒后，曾当过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教过“语文”。七十年代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让我这样的老师根本不愿拿起来，远不如“扫盲运动”中的工农课本。
当年，哥哥读过的“文学”课本，我都一册册保存起来，成了我的首批“文学”藏书，哥哥还很舍不得将它们给我呢！
哥哥无形中取代了母亲“家庭故事员”的角色，每天晚上，他做完功课，便捧起“文学”课本，为我朗读，我们理解不了的，他就用心启发我们。
一个高中生朗读的“文学”，比一位没有文化的母亲讲的故事当然更是文学的“享受”。某些我曾听母亲讲过的故事，如“牛郎织女”、“天仙配”、“白蛇传”，由哥哥照着课本一句句朗读给我们听，产生的感受也大不相同。我从哥哥那里获得的是真正的文学的熏陶。
感激六十年代的高中“文学”课本的编者们！
哥哥还经常从他的高中同学们手中将一些书借回家里来看，他和他的几名要好的男女同学还组成了一个“阅读小组”。哥哥的高中母校是哈尔滨一中，是重点学校。在他们这些重点学校的喜爱文学的高中生之间，阅读外国名著蔚然成风，他们那个“阅读小组”还有一张大家公用的哈尔滨图书馆的借书证。
哥哥每次借书，我都请求他看完后迟还几天，让我也看完，哥哥一向满足我的愿望。
可以说，我是从大量阅读外国作品开始真正接触文学的。我受哥哥的影响，非常崇拜苏俄文学，至今认为苏俄文学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学。当代苏联文学不但继承了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在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方面也比我们捷足先登。当代苏联文学可以明显地看到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文学的有机结合，苏联电影在这方面进行了更为成功的实践。
回顾我所走过的道路，连自己也能看出某些拙作受苏俄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文字上则接近翻译体小说。后来才在创作实践中渐渐意识到自己中国民族文学语言的基本功很弱，才开始注重对中国小说的阅读，才开始在实践中补习中国传统小说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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