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我的少年时代
怎么的，自己就成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了呢？
仿佛站在人生的山头上，五十岁的年龄已在向我招手，如俗话常说的―“转眼间的事儿”。我还看见六十岁的年龄拉着五十岁的手，我知道再接着我该从人生的山头上往下走了。如太阳已经过了中午，不管我情愿不情愿，我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于是茫然地，不免频频回首追寻消失在岁月里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父亲是建筑工人，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我六岁的时候他到大西北去了，以后我每隔几年才能见到他一面。在十年“文革”中我只见过他三次。我三十三岁那一年他退休了，在我三十三岁至四十岁的七年中，父亲到北京来，和我住过一年多。一九八八年五月他再次来北京，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这一年的十月，父亲病逝在北京。
父亲靠体力劳动者的低微工资养活我和弟弟妹妹们长大，我常觉得我欠父亲很多很多。我总想回报，其实没能回报。如今，这一愿望再也不可能实现。
母亲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就没穿过新衣服，我是扯着母亲的破衣襟长大的。如今母亲是很有几件新衣服了，但她不穿。她说，都老太婆了，还分什么新的旧的，年轻时没穿过体面的，老了更没那种要好的情绪了……
小胡同，大杂院，破住房，整日被穷困鞭笞得愁眉不展的母亲；窝窝头，野菜粥，补丁连补丁的衣服，露脚趾的鞋子……这一切构成了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物质的内容。
那么精神的呢？想不起有什么精神的，却有过一些渴望：渴望有一个像样的铅笔盒，里面有几支新买的铅笔和一支书写流利的钢笔；渴望有一个像样的书包；渴望在过队日时穿一身像样的队服；渴望某一天一觉醒来睁开眼睛，惊喜地发现家住的破败的小泥土房变成了起码像种样子的房子―起码门是门，窗是窗，棚顶是棚顶，四壁是四壁；在某一隅，摆着一张小小的旧桌子，并且它是属于我的，我可以完全占据它写作业、学习……如果这些渴望都可以算是属于精神的，那么就是了。
小学三年级起我是“特困生”、“免费生”，初中一年级起享受助学金，每学期三元五角，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每学期三元五角，每个月七角钱。为了这每个月七角钱的助学金，常使我不知如何自我表现，才能觉得自己是个够资格享受助学金的学生。那是一种很大的精神负担和心理负担，用今天时髦的说法―“活得累”。对于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我，由于穷困所逼，学校和家都是缺少亮色和欢乐的地方……
回忆不过就是回忆而已，写出来则似乎便有“忆苦”的意味，我更想说的其实是这样的思想―我们的共和国毕竟在发展和发达着。咄咄逼人的穷困虽然仍在某些地方和地区存在，但就大多数人而言，尤其在城市里，当年那种穷困已经不普遍了。如果恰恰读我这一篇短文的同学，亦是今天的一个贫家子弟，我希望他或她能产生这样的想法―梁晓声能从贫困的童年和少年度过到人生的中年，我何不能？我的中年比他的中年，将是更不负年龄的中年呐！
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十分幸福，无忧无虑，被富裕的生活所宠爱着，是令人羡慕的，是一件幸事。我祝愿一切下一代人，都有这样的童年和少年。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不是这样，也不必看成是很不幸的事，不必以为自己便是天下最不幸的人了，更不必耽于自哀自怜。我的童年和少年，教我较早地懂了许多别的孩子尚不太懂的东西―对父母的体恤，对兄弟姐妹的爱心，对一切被穷困所纠缠的人的同情，对生活负面施加给人磨难的承受力，自己要求自己的种种责任，以及对生活里一切美好事物的本能向往，对人世间一切美好情感的珍重……
这些，对于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有益处的。也可以认为，是生活将穷困施加在某人身上，同时赏赐于他的补偿吧。倘人不用心灵去吸取这些，那么穷困除了是丑恶，便对人生多少有点促进的作用都没有了……
愿人人都有幸福的童年和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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