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初，打倒“四人帮”一个半月以后，杜见春手里抓着两封信，兴冲冲地跑进湖边寨集体户，乐不可支地拉着柯碧舟的衣袖，清声喜气地欢叫着：
“好消息，好消息，碧舟，好消息啊！”
她在灶屋里又蹦又跳，连声催促着正在煮晌午饭的柯碧舟看信。
柯碧舟接过两封信，先后看了一遍。两封信都是上海来的，一封是杜见春的爸爸杜纲写给女儿的，信上说，由于他在七一年揭发批判了市里面几个赫赫有名的造反头头，被“四人帮”安插在上海市委的余党、爪牙打成“叛徒”、“复辟狂”、“走资派”关进黑屋子，整整五年时间。杜见春的妈妈柳佩芸也同时遭到迫害，长期关进“牛棚”，监督劳动。打倒“四人帮”以后，杜纲和柳佩芸差不多同时放了出来，组织上正在对他们的冤案、假案进行清查，尽快地给予平反。他们回到了被封存多年的家里，这一段时间，正在一边治病，一边休养，一边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杜纲在信上，一再地向女儿致歉，说由于父母亲出了事，连累了三个子女。尤其是见春，远在千里之遥插队落户，没有固定的收入，得不到父母亲的关怀，更使他们惦念。最后，杜纲关切地问及见春的近况，要她在收信之后，把这些年来的经历、遭遇和生活、劳动情况，详详细细回信告诉他们。若今年的农事基本结束，可以准备在春节前回上海探亲。
第二封信，是出版社少儿文学组写给柯碧舟的。信非常简单，说是柯碧舟半年以前寄去的儿童中篇小说，他们最近研究认为，小说的基础很好，但有些地方，还需修改提高。作者若在春节前回沪探亲，可去出版社联系，讨论修改方案。
“你说，这不是双喜临门吗？碧舟，你怎么不说话啊？”杜见春爽朗地大笑着，清脆悦耳的笑声直传到集体户外，她笑过一阵又说：“真叫人高兴！啊，幸福的大门终于向着我们打开了！”
柯碧舟垂着脸，默默无声地把两封来信又细致地看了一遍，杜见春拉着柯碧舟的手臂，亲昵地说：
“你该高兴啊！出版社不是肯定了你的小说有基础嘛！嗨，你还得感谢我呢，是我让你停写《天天如此》这类书稿的，你不把这类稿子停下来，也想不到去写反映清匪反霸时期的儿童小说。是吗？你怎么不说话啊？”
“是啊！”柯碧舟捧着两封信，感慨万千地仰起脸来，眼角上闪着泪花，声气喑哑低沉地说，“插队生活整整八年了，愈到后来，日子愈加难过呀。见春，你说，这两三年时间，要不是我们俩在一起，你能支持下来吗？”
杜见春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她茫然地摇了摇头，轻轻地说：
“真难以想象哪……”
是啊，在戏剧舞台上，几年时间，只需移动一下场景，就能表示岁月在流逝。
在电影银幕上，也只需变换几个镜头，眨眨眼的时间，便能使观众一目了然。
但是，在真实的生活中，特别是在思想苦闷、精神压抑、生活艰苦的年头里，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们，却度日如年地在一天一天、一分一秒地打发着日子啊！
自从镜子山大队的周凯旋，从杜见春写的三条山寨为啥贫困的原因中得到启发，七四年瞒着上头，照着大小队干部会上议决的实行，产量一跃超过了暗流大队。七五年，尝到了甜头的周凯旋，大张旗鼓放手干起来，还向其他大队介绍经验，要大伙儿都像镜子山那么办。果然，七五年十一月份，全县开大会规划七六年的农业生产，周凯旋被县委书记老莫请上主席台前排坐定，向几万群众干部讲他们镜子山连续两年丰收的经验。谁料到，七六年春天，县专政队在白麻皮带领下，到镜子山来揪斗周凯旋了。白麻皮一进寨就扬言，说他是漏网走资派，非斗倒斗臭、拿到全县各公社游街不可，还说他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贫困落后，要狠揪他的后台，要他公开地交代，是哪个人授意他炮制山寨农村三条贫穷根源的。幸好镜子山社员的骨头硬，把周凯旋藏了起来，几百个男女劳动力，带上锄头、镐子、扦担、木棍，迎着白麻皮的专政队说，要抓人，不准！要动武，奉陪！白麻皮只带来十几个人，虽说有几条钢枪，几根铁棍，但面对这么多社员的抵抗，他也惊得瞠目结舌，只得悻悻而退。
事情发生在镜子山，老支书周凯旋自始至终没透露杜见春和柯碧舟两个人的名字，他俩一点也没受到牵连。但现实本身却告诉他俩，即使有建设山区、改变农村面貌的良好心愿，甚至还有办法，可真要干起来，仍旧要担很大风险，提心吊胆，惊恐不安，随时可能遭到飞来横祸。再说，暗流大队是左定法当权，他根本不允许这两个“阶级敌人”的子女“乱说乱动”，柯碧舟和杜见春哪里还能在湖边寨有所作为呢？
不能有所作为，又不甘心随波逐流，更不愿颓废堕落，那么如何来打发枯燥乏味的日子呢？杜见春以主人翁的态度忖度了他俩所处的环境和地位，断然向柯碧舟指出，他应该积极地写作，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不过，决不能写《天天如此》这类不合时宜的书，而应该写出版社需要的书稿。她不但用嘴说，还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柯碧舟的写作。除了出工劳动，她一肩挑起了集体户屋里屋外的所有家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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