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一块儿喝两杯。”
“你咋知道我来了？”
“前台的丫头是我干闺女。”
因为经他引荐我才来莫尔道嘎，老哈坚决要到附近一个馆子里给我接风。现在是旅游淡季，整个客栈加我才住了八个人，“牧马人”的厨师请假回老家了，开不了伙。穿过大堂，前台的姑娘没叫他“干爹”，叫的是“哈叔”。
当然是吃羊肉。手把肉。老哈很讲究，肉热腾腾地上来时，不像我穷凶极恶地扑上去，而是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小刀，慢悠悠地在一只瓷碗底下咔哧咔哧磨起来，磨完这面磨那面。要我看，那刀锋利得很，根本用不着磨。磨完了，我都吃下好几块肉了，他割下一块连骨肉，刀锋向内，慢条斯理地再割下条条块块的肉，用手捏着放进嘴里。“要吃肥的，”老哈说，“只挑瘦的那不叫吃羊肉，香不起来。”
我们喝蒙古王酒，劲儿大，过瘾。累了一天整上个二两老烧，神仙日子也不过如此。老哈用指头蘸上酒，敬过长生天才喝。他说多少年都这样，礼数不到心里不踏实。
“在家也这么用刀？”
“用。过去蒙古人出门做客都带自己的刀。”他把小刀举起来给我看，刀把上缀着一颗狼牙。刀和狼牙都有了一层厚腻的包浆。“在青岛我自己做手把肉。”
“说说放马时候的事呗。”
“老包又多嘴了？”
“他可没提老板娘。”
酒是个好东西，两杯下肚我就觉得跟老哈是亲兄弟和忘年交了。我举着羊肉开起了玩笑。老包的确什么都没说。
“嘿，”老哈打了一个嗝儿，“那时候真是他妈的年轻啊！”
故事肯定要开始了。我不吭声，勤快地给老哈满酒。
“刚到新巴尔虎左旗那年，我十九岁，高中刚毕业。”老哈说，“都说当知青光荣嘛，我死活要去。临走时我妈隔着绿皮火车窗玻璃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草原上夜里冷，千万别蹬被子啊！”
“啥时候遇到的老板娘？”
老哈没搭我的茬儿。随他去，真有事他肯定憋不住。他跟我讲起四十年前的知青生活。他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他们那个知青点只有两个人被挑去放马，他是其一。在整个牧区，最好的工作就是牧马。“自由。骑着高头大马，那真叫拉风，吆喝一声就下去四十里地，”老哈说，“马倌可以骑最好的马。好马跑起来速度就是快。那真是快。”老哈眯起眼，身体开始前后上下颠动，四两酒就可以把他送回新巴尔虎左旗的草原上。次之是放牧牛和羊。牛羊没那么快，但它们起码在动，一天下来总能像乌云或白云那样刮过一大片草地。知青们最不愿干的是当猪倌，臭烘烘的一群趴在那里，吃了睡，睡了吃，看着它们自己身上也跟着长肉。他们宁愿随屯田的牧民去开荒种庄稼。“姑娘都喜欢马倌，嘿嘿。”老哈说。
我以为要入正题了，老哈话锋一转，说：“那时候我做梦都想来莫尔道嘎。”
“年轻人有心事了。”我坏坏地笑，我猜某个姑娘，比如现在“牧马人”的老板娘，就是莫尔道嘎人。
“牧民们都说莫尔道嘎好，原始森林像海一样大。我一个青岛海边长大的，水见得多了，想看看树。他们不说我也要去。莫尔道嘎，听听这名字。头一回听我就喜欢上了，就冲着这名字我也得去看看。”
这我能理解。我也喜欢很多地名，耶路撒冷，伊斯坦布尔，阿姆斯特丹，圣彼得堡，不知道它们在哪里的时候，我就想去了。这辈子的愿望之一，就是把想去的地方都走一遍。“你来了？”我给老哈倒上酒。
老哈一口干掉。“倒满。请不下来假。兄弟，干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呼伦贝尔草原，火车跑得很慢。老哈得头一天从住地骑马到海拉尔，住一夜，赶第二天早上海拉尔去根河的火车。到根河停下，住一夜，再等根河去莫尔道嘎的火车。有可能还要住两夜，去莫尔道嘎的火车两天一班。等那慢悠悠的小火车晃到莫尔道嘎，三四天已经过去了。在那里转一圈打道回府，又三四天过去了。生产队里都忙着大生产，没那么多时间让他去搞闲情逸致。一个萝卜一个坑，他溜号就得别人顶上来，这个账没法算。
问题在于，想去莫尔道嘎的不仅是老哈，老哈的马倌搭档巴图也想去。巴图大老哈三岁，赤峰人，比老哈早一年来这个知青点。老哈叫他巴哥，但在生活和牧马上，巴图是他师傅。要去得两个人一块去，老哈这个海边人有点晕草原，一个人出远门想想都犯怵。两个人坐火车去莫尔道嘎，理论上无论如何都行不通。
还有一种可能，骑马去。从知青点到莫尔道嘎直线距离不到三百公里，一匹好马悠着点跑，得两天，歇一天，再跑回来，又两天。五天也不短，还得确保天公作美，马也不出问题。但这是他们去莫尔道嘎的唯一可能。老哈和巴哥达成共识，等机会。
“等到机会了？”我问。
老哈说：“喝酒。”
一瓶蒙古王下去了。
老哈终于说：“等到了。”
他们跟生产队长做了个交易，每次把马群里最好的驯马给队长骑。这是个了不得的待遇。马倌要伺候的官人能数出一串子，谁需要马就得给谁提供，队长排在这条串子上差不多最下面，但凡有另外一个领导有要求了，最好的马就到不了队长手里。但县官不如现管，领导指示下来了，老哈和巴哥就借口“乌云”身体不适，把“赤兔”给了领导；领导一走，“乌云”就到了队长的屁股底下。条件当然只有一个：合适的时间让他们俩骑马去一趟莫尔道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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