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寇
上帝对幼儿园的孩子是仁慈的。
对上学的要差一些。
而对成年人，
毫无怜悯，
完全不管。
有时他们必须匍匐在滚烫的沙地，
向救护站爬去，
浑身是血。
——耶胡达·阿米亥
一个在网上认识的女的跑来找我，我们吃饭，睡觉，然后她就该走了。出于礼貌，我送她去火车站，在入口（不是站台）我和她挥手告别。看到她消失于人群，我松了口气。在出站的时候，我遇见了自己的表哥。我的表哥是开面包车的，专门拉那些不远万里来到南京却不认识路的客人。无论这些客人捏在手心里纸条上的地址有多近，我的表哥都会非常乐意地开车拉着他们在南京的大街小巷里绕个遍，并热情洋溢地向他们介绍南京的历史、名胜和饮食。没错，这很容易培养陌生人（表哥和乘客）之间的感情，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有宾至如归的好感。最后，他当然会精准地将他们送到目的地，只是此时乘客总是会被他报出的车费吓一跳，无不脸色一沉，一路上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情感瞬间消失。有的乘客会捏着鼻子认栽。也有拒绝掏钱的，这样一来，我的表哥就会掏出手机，五分钟内，就会有四五辆同样的车出现在这些人的面前。还有哭穷的，一只手上捏着少得可怜的钱钞，另一只手则翻遍自己所有的衣兜，然后将那些衣兜的里子就这么翻在外面。我的表哥确实会看一眼那些鱼泡一样的衣兜里子，除了一些渣滓一些被洗成碎末状的票据，他确实什么也没看到。遇到这种情况，表哥就会善心大发，少收他们十块钱。但总而言之，脸色一沉、拒绝掏钱和哭穷，终归都是一些无效的表情。这些事都是我坐上表哥的车后听他说的。我为什么会坐上我表哥的车呢？一方面我们好久没见，需要像一对合格的亲戚那样嘘寒问暖。而当他听说我还没有结婚并没有对象的时候，他震惊了，半晌都没有说话。然后他就发动车子，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他说他有一个修无线电的朋友，恰巧这个朋友有个女儿，也没对象。他要放下生意不做，特意开车带我去找他的这位朋友，希望后者能够成为我的岳丈……
上述是我八年前写的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叫《爱谁谁》（见《青春》杂志2010年第11期，或本人小说集《躺下去会舒服点》）。按另一个小说家顾前的说法，他认为那篇小说极其下流黄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常在饭局拿出来作为铁证攻击我高洁的品质。我当然不以为然。不过我自己也不喜欢那篇小说，只是认为没写好罢了。后来出版小说集的时候，我本不打算收录。但审查部门在我的小说集清样中认为有好几篇东西都下流黄色，勒令抽去。为了保持体量，我只好将这篇在顾前看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极其下流黄色”的玩意儿给塞了进去，没想到居然顺利通过了。这是不是能够成为一则文坛趣闻呢？我的意思是说，从我上次见到表哥距今已有八年，而在这八年中，据说我已经成了一名作家。
为什么和表哥长达八年没见？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奇怪。总之，我认为这不是我们故意的。只是没有机会而已。在这八年里，我们整个家族里没有死过人，好像也没有结婚的和出生的人需要我们同时到场祝贺。我没有邀请过他来我家吃饭，他也没邀请我去看望嫂子。我对表哥的印象主要集中在很多年前，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末，他手持大哥大腰缠BP机出现在防汛大堤上的形象。对，应该是1998年，百年不遇的洪水，“抗洪精神”一词产生的那年。宽阔的江面，混浊的江水几乎与大堤持平。一阵暴风雨，或一艘巨轮经过，波浪即会越堤而入，然后顺着大堤的内侧流淌到低矮的庄稼地里。那是一片西瓜地，我们这些被政府组织上来防汛的人主要靠这些西瓜解渴。我的表哥则对这些被江水浸泡的西瓜嗤之以鼻，后来我们也确实不再想吃那些被泡得瓜瓤都发白的西瓜了。只好去大堤下面一户安徽来种地的人家借水喝。这户人家既种田，也打鱼。每天天蒙蒙亮的时候，男主人就扛着小木船（具体而言只是一个大木盆，常见于农村杀猪时所用）从堤脚爬上来，然后放入江面，再整个人坐进去，一只小桨，几下他就划到了江心。在那里提网收鱼。这让当时还是学生的我极其羡慕，多次要求和他一起去江心，却都以木盆太小容不下二人而被拒绝。他还有一个正在念初中的女儿，虽然还小，但发育完美，经常在家里洗了头发就会爬上大堤让江风吹干，胸脯高耸，长发飘荡。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自己如果能够成为他们家的上门女婿该多好啊！看到我痴呆的神情，我的表哥则斥责为“没出息”。他甚至懒得搭理我这个还在校园宿舍床单上遗精的表弟，专注于他的通信工具。只见他小心翼翼地将大哥大高高举起，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信号。但这是徒劳的。别说大哥大了，连他腰间的BP机自始至终也没有响过。或许可以这么理解，许多大买卖就这样在1998年与他擦肩而过，使他最终成为火车站一名黑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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