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几死死地躺着，右手紧攥着一沓钞票——他全部的财产，那只手一直没有松开过。
“李嗲赌一世的博，有一分输一分，这几张票子冇丢到牌桌上，那要搭帮他动不得了。”
“早几十年打牌，别个都在桌子底下搞鬼；这十几年，别个在桌面上换牌，他也不晓得。”
“过年挨家挨户送春联，他还是想搞点子弹，准备正月间在牌桌上战斗。”
“那些跟他玩牌的也不是东西，这不是从老人家口袋里掏钱吗？”
“过去的年轻人还只是偷鸡摸狗，现在是吸毒、抢劫、偷盗，为了钱，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这回啊，你们得给他多准备几副牌带走，等他到那边继续打。”
几张嘴巴在我头顶上喷着烟雾，发出烟熏过的沙哑笑声。
姥几安静地躺着，脸和死人一样，一条膝盖却弯起来，将被子顶成一座山，看上去很悠闲。
到了睡觉的时间，我也不想上床，挤在火堆边，听亲戚们聊天，说的都和姥几有关。他们说一阵，笑几声。有时也沉默。最后大家打着哈欠陆续散了，临走前看姥几一眼，手指探到他鼻下，确定他是否断气。爷爷想留下来守着这堆火，二伯说：“你也七十多岁了，守一夜，哪里锵（方言：承受）得住？我们弟兄几个轮班。”他们很快排好了值班表，没有我。我倒是喜欢烧火，爱闻烧橘树杆时散发的橘子味道，看潮湿的木柴两端冒着水汽，发出滋滋的响声，有时候还可以煨一个红薯、烤一块糍粑。姥几经常这么做，并且将烤熟的东西掰一半给我。
姥几的脸在火光中像一截很好烧的木头。他一动不动。
我醒来时，地铺上的亲戚们正穿衣起床，他们说我胆子大，晚上在一个就要变成鬼的人的脚头睡着了。
吃早饭时，爸爸趿双拖鞋，踮着脚尖，脚上缠了纱布。原来在下半夜，姥几发了一阵狂，他掀了被子，在床上发疯，力气很大。他认出了爸爸，说他这两天死不了，死了不要花钱，不要买棺材，用席子卷了埋掉。过一会儿又对着爸爸喊爷爷的名字，说“做鬼都不放过你”，然后拉了一裤裆褐色的糨糊。爸爸给他换洗完，拎了脏衣服出去扔掉，回来看见姥几倒在火堆边，裤子都烧着了。爸爸救姥几时踩到火，受了伤。每次给姥几屁股上那片没有皮肤的红肉涂药膏时，爸爸的眼睛就眨个不停。
二伯母舍不得店铺连续关门，“等他真正落气了再回来，嘻嘻”。二伯母的尖笑声很嗲，像她的超短裙那样努力天真。我的那些堂表亲吃了午饭也离开了——姥几不死，他们留下来也没有意义。大伯跑外面，订千年屋，买香蜡纸钱，寿衣寿鞋，烟花鞭炮；大伯母不是在菜园里，就是在厨房；小姑总在打电话，或者盯着电脑敲敲打打，“公司一摊子事”。爷爷屋前屋后瞎转，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灰狗巴顿不停地吠。
“李嗲还不落气，莫不是心里有什么事没安排好吧？”
“拖十天半个月那是正常的，我翁妈那次也拖了好久，最后没办法，给她吃了几片安眠药。”
“也是的，拖来拖去，都受罪。”
乡亲们在我家屋门口聊天。
后菜园里摘菜的邻居扯着大嗓门和奶奶聊天：“还有几天狠的搞啵？”
“哦呀，这几天还不得落气，茶端慢了还骂人呢。”奶奶回应，“主要是他们都要上班，耽误他们的工夫。”
姥几拖着不死，这件事就过了新鲜劲儿，泥屋里不再挤得满满当当的，村里人只等着喊吃丧饭了。
大姑自觉地承担着某种责任，隔一阵就进来，拿起姥几的手看来看去，好像鉴宝一样——她相信人是从手指尖开始死的。大姑读书少，但在这方面见多识广，她婆家那边不少老人去世，她都送了终。不过，她也承认有的人从额头开始死的。所以大姑还会不时检查姥几的额头。但她始终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姥几的表现太反常了。大姑没有泄气，相反兴趣更大，她专门打了一盆热水，给姥几洗了几十遍脸，双手也是擦了又擦，那盆水都洗黑了。我没见过大姑父，我出生之前，大姑就离婚了。据说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天花板上总有拖鞋印，他们经常打架，武器乱飞。每隔段时间就要刷一遍墙。屋里到处都是修补的痕迹，纱窗打着补丁，遥控器用透明胶粘合，茶几缺了一只角，冰箱凹进去一块，连大姑的额角都留着疤印。
二伯不靠近姥几，好像嫌恶。二伯值班。爸爸临睡前，给姥几洗了伤口抹了药。二伯先用绳子稳住姥几，将他的两只脚和竹柱子系在一起。姥几喊“呷旯”，二伯就像没听见，只是用火钳戳着柴火上烧黑的部分，火星迸溅，火苗蹿起来，带起尘烟。
“你喜不喜欢姥几？”二伯问我。
这个问题很新鲜，没有现成的答案。我想起姥几拄着拐杖站在苦枣树下，挥动他从镇里买回的红色玩具汽车向我招手——姥几从来不踏进我们家半步。
“他对儿子、孙子都没有感情，更何况你们这些曾孙子。”二伯对着火说。
我不知道“感情”是什么意思，二伯也没有进一步解释，我只好默默地看着火舌舔来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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