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灾荒的历史启示 注 本文发表于1994年3月7日《光明日报》。
我国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前的百余年间，自然灾害更加频繁，灾情也更严重。殷鉴不远。在今天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我们可以从近代灾荒的历史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天灾酿成人祸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余年间，水、旱、风、霜、雹、虫、震、疫等灾，几乎年年发生，只是灾区面积有大小之分，灾情程度有轻重之别而已。按老例，农业收成在五成以下的，才算成灾。在近代，根据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文书，每年成灾县份平均在四五百个以上。至于因洪水泛滥而跨州连郡“尽成泽国”，或因连续干旱而“赤地千里”的大灾巨祲，也是史不绝书。据粗略统计，在此期间，黄河、长江大约平均两年漫决一次；位于京师附近的永定河，在从鸦片战争到清王朝灭亡的71年间，曾发生漫决33次；至于淮河流域，更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民谣成了这一地区的真实写照。一旦发生较大的自然灾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要遭受巨大的损失。光绪初年连续三年多的大旱灾，席卷了山西、河南、直隶、陕西、山东北方五省，并波及陇东、川北、苏北、皖北等地。在这场大旱灾中被饥饿和疫病夺去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在1000万人左右。历史资料形容当时情形是：“到处道瑾相望，行来饿殍塞途。一家十余口，存命仅二三；一处十余家，绝嗣恒八九”。1931年，江、淮、汉、运诸水及黄河同时泛滥，鄂、湘、皖、苏、浙、赣、豫、鲁诸省同被洪水淹浸，遭洪水吞没者即达数十万人，1亿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地挣扎在死亡线上。在较大灾荒之后，社会生产力的凋敝和破坏，往往很长时期不能恢复元气。例如，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3年黄河大决口，使河南省祥符至中牟一带宽60余里、长数百里的“膏腴之地”尽成不毛，10余年后，这里的“村庄庐舍”依旧“荡然无存”。前面提到的光绪初年大旱灾，造成的结果也是“耗户口累百万而无从稽，旷田畴及十年而未尽辟”，也就是说，10年之后仍未能重建家园。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防灾抗灾的能力逐步提高，上面描述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悲惨情景已不复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相对落后，自然条件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自然灾害依然严重地威胁着我们。居安应该思危，有备才能无患。只有不忘历史，才能使历史不再重演。
二、人祸加重天灾
自然灾害俗称天灾。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巨大的灾难。就这个意义说，是天灾造成了人祸。但是，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的。中国近代灾荒史告诉人们，政治的腐败，社会的动荡，常常加剧天灾对社会的破坏作用，而严重的灾荒又反过来激化了社会的矛盾，加深了社会的动荡。就这个意义而言，又可以说人祸加重了天灾。例如，1925年，四川发生大旱灾。据四川筹赈会派员调查，“综计全川饿死者达三十万人，死于疫疠者约二十万人，至于转徙流离、委填沟壑者，在六七十万人以上。灾情极重者，迹达三十六七县。有争掘草根杀伤人命者；有攫食黄泥，各观音粉，腹塞而死者；有饿逼自缢或投河者；有先杀儿女再行自食〔尽〕者；有全家服毒同死者；有聚众向官索食，求予枪毙者；有相率逃亡，作吃大户，死亡载道者。”造成如此严重灾荒的原因何在呢？据当时的《申报》载文分析，“并不尽由天祸，强半出自人为”。并具体列举了如下五个人为的因素：（1）“各区防军，勒令民间种烟，致民间秋种杂粮益少”；（2）“川省连年内乱，两军交绥，多妨害农民耕作”；（3）“军队抽收丁粮，苛敛无厌”，弄得老百姓“挈众远逃，土地荒芜”；（4）“军队抢夺民食，致民间一无储蓄”；（5）一些人无法生活，只得铤而走险，以抢掠为主，“土匪多甲于天下”。这虽然说的是四川的情形，却颇具典型意义。民国初年及稍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兵连祸结，战乱不已。天灾与战祸，交相叠见，使人民雪上加霜，遭受着双重打击。如1920年直奉皖军阀混乱时，京畿一带旱蝗相继，禾稼失收，人民群众本已衣食无着，加之军队的肆意蹂躏，更使战区“各村农民，困苦不堪言状”。更有甚者，有些军队为了所谓的“战略需要”，有意破坏自然环境，人为制造灾荒。1922年，在湘鄂军阀战争中，吴佩孚决开长江堤闸多处，使“鄂东、湖北十余属数千万之性命财产尽付东流”；1939年夏，日本侵略军乘河北省暴雨连期之机，悍然炸开滹沱、大清、子牙、滏阳等河堤岸共182处，使冀中22县、冀南35县尽成泽国。至于自然灾害发生之后，由于政治的腐败，官吏们玩忽职守，不仅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反而乘机贪污勒索，大发“赈灾财”的，从清末到民国，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