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 注 本文与刘仰东合作撰写，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历史的显示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只有从各个不同侧面去观察，才能了解它的全貌。就义和团运动来说，绝大多数的文章都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去进行分析，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正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我们远不能说对这一侧面已经饱览无余，研究得十分透彻了。但是，当我们调换一个角度，尝试着从一个新的侧面对这一历史事件加以审视时，我们有理由期望它会呈现若干新的形象，使我们得到一点新的认知。我们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情，确定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探索和剖析义和团运动的。
迷信思想与群体凝聚力
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所以能结合在一起，总必定要凭借某种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往往是多元的，也就是多种因素的集合。像义和团这样的政治集团，它的群体凝聚力主要是什么呢？
在义和团运动的当时和稍后一段时期，许多记载和谈论义和团的文字，都把迷信思想看作是义和团借以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情感力量。所谓“上法焚表，闭枪炮，钝刀剑，妖言惑众，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举国若狂”，所谓“挟其邪术，煽惑愚民，其说极为不经，而愚民趋之若鹜”，就都是认为义和团是靠迷信思想加以维系的。
但是，也有少数较能细心体察而又认真思索的事件目击者，不满足于这种肤浅的说法，认为迷信的力量毕竟是一种表面现象，更深的根源却并不在此。柳堂在《宰惠纪略》中曾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说过这样一段话：“或曰，五六月间，不惟村农学之，间有读书人子弟，父兄亦不深禁；即不学，亦绝不以为非、而心向之者。何也？”对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中国受外国凌侮，平民受教民欺压，人人衔恨，无以制之。一旦传闻义和拳烧洋楼毁电杆之奇技，明知非正，未始不足称快”。“其心向之也，亦犹是耳”。就是说，由于民族压迫的存在，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虽然对义和团的那些迷信举动“明知非正”，但因为它能满足人们对外国侵略者的反抗情绪，所以还是“不以为非”，反而心向往之。管鹤在《拳匪闻见录》中也说：“方今我国自知孱弱，而不求所以自强之方；第知仇人，而不求所以自立之道。愈不振，愈闭塞，愈羞愧，乃愈愤懑。一旦有以神术售者，恐将信而奉之，倩为御侮计。”如果排除作者因敌视义和团而形成的某些偏见，那么这段话确实包含着这样一种具有一定合理因素的内容，人们所以对义和团的“神术”“信而奉之”，主要是因为愤懑于国家民族之“不振”，而又未能找到一条正确的“自强之方”和“自立之道”。也就是说，义和团的迷信思想能够起作用，是要有一定的土壤的，这个土壤归根结底还是对于民族危机的紧迫感和民族压迫的反抗要求。
确实，从根本上说来，义和团的群体凝聚力，最主要的还是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这在义和团的文书揭帖中有着鲜明的反映。在这些材料里，义和团公开宣称：“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外国侵略者“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祸乱中华”，“横施强暴，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提出要反对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割据逞奇能”，并表示“最恨和约（指不平等条约），误国殃民”。就这一部分内容而言，义和团所作的对外国侵略的揭露和对民族危机的描述，比之康有为在保国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的呼喊，可以说是毫不逊色。不仅如此，义和团还进一步把抨击的矛头，无情地指向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投降卖国势力，指斥他们“割地赔款”、“羽翼洋人”；“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趋炎附势，肆虐同群”。并且指名道姓地警告奕劻“既吃了中国的俸禄，反与外洋助力，如此不改，悔之晚矣。”甚至揭露甲午战争时，正值慈禧“六十万寿”，“朝廷骄纵至甚”，“是时文嬉于内，武弛于外，以致用兵一败涂地”，这简直是直批龙鳞了。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激烈程度，是戊戌时代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所未能企及的。
但是，这些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思想和言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毕竟只能为一小部分群众所掌握、所理解、所接受，对于大多数僻处在荒村野寨、劳作于田间山林的贫苦大众以及那些下层知识分子来说，认识要一下子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显然还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因此，大量的迷信内容，便有意无意地作为一种必要的添加剂，掺入到上述那些思想中去，以便借助“神”的力量，使之得到扩散，得到传播。
从这个意义上说，迷信思想也应该看作是义和团的群体凝聚力之一种。
我们可以具体考察一下，义和团的迷信思想，究竟包含着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它导源于——甚至还可以说迎合于一些什么样的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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