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派如何看待洋务运动 注 本文发表于《历史教学》1983年第10期。
在洋务运动的研究中，很自然地涉及洋务运动同变法维新运动的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也是颇为复杂的问题。要得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细致深入的探究。其中之一，我以为不妨看看历史的当事人即戊戌时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洋务运动抱有一些什么样的认识和评论。
一、维新派承认洋务运动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曾经回顾了我国学习西方、推行变法的历史过程。他把这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鸦片战争以后的20年，这个阶段中“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乃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第二个阶段是自同治初到中法战争的20年，这个阶段中曾国藩等“渐知西人之长，创制造局以制器译书，设方言馆，创招商局，派出洋学生”，“变法之事，于是荜路开山矣”。第三个阶段是自中法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10年，这个阶段中“识者渐知西法之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以为深耻”，但人们所学之“西法”，仍“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直到甲午战争失败，维新运动日益发展，才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由于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
梁启超的这段叙述，把洋务运动看做是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经历的两个历史阶段，肯定了它在推行变法中的“荜路开山”的历史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洋务运动对于自己从事的维新事业的先驱作用。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条件的，因为他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并没有忘记指出洋务运动的根本缺陷。
即使在维新变法运动进入高潮，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洋务运动进行严厉批判的时候，他们也仍然时常以肯定甚至赞赏的态度和口吻，谈起像魏源、郭嵩焘、曾纪泽这些人在传播西学中所起过的作用。梁启超在《南学会叙》中说：“湘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湖南时务学堂缘起》说得更详细一些：“窃闻吾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咸于天下不讲西学之日，受怨谤，忍尤垢，毅然慨然以倡此义，至今天下之讲西学者，则靡不宗诸先生。”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记》中也讲过类似的话：“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劼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这些大致相仿的言论，正说明这是维新派的共同认识。
事实上，维新派最早接触和获得的关于西学的知识，大都正是来自洋务派人物主持翻译出版的书籍。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可以把洋务派称作是维新人士的启蒙老师。维新派自己不仅不讳言这一点，反而倒是常常提起它。梁启超在他撰写的《康有为传》中指出，他的老师在青年时代，“其时西学初输入中国，举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直至康有为离乡出游京师，始在沪上“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在《三十自述》中，梁启超讲到自己的经历时又说：开始，他求学只是“日治帖括”，后来又致力于“训诂词章”，除此之外，不知天地间“更有所谓学也”；直到18岁入京应试，“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像康、梁这样的经历，显然具有典型的意义，基本上代表了大多数维新人士所走过的治学道路和思想发展的过程。
正因为这样，维新派对江南制造局、同文馆等翻译出版西学著作一事，尽管因其“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缺乏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而颇觉不能满足，但对其草创之功，是并不抹杀的。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就指出：“海禁既开，外侮日亟，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同时同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会于中国者，相继译录，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
可以这样说：维新派在评论洋务运动的时候，是充满着历史感的。用谭嗣同的话来说，叫做“惩末流之失，遂谓创始者之非，何异因噎废食、惩羹吹乎！”这个话他分别在《上欧阳中鹄书》和《报贝元徵书》里反复说过两遍，可见并非信笔所书，而是反映着对于洋务运动的一种客观态度。
二、维新派抨击洋务运动“根本不净，百事皆非”
所谓历史感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维新派并不因为承认洋务运动的一定历史地位而放松对它的指责和批判。当问题从历史拉回到现实的时候，维新派毫不含糊地指出，洋务运动流弊丛生，是一种并未能使国家民族臻于独立富强的失败了的历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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