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上校这些故事讲给爷爷听，爷爷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唉着声、叹着气讲：“都是女人惹的祸，都是女人惹的祸。”接着摆正头，定住神，声音变得坚决，一口咬定：“他这辈子全是女人害的。”
我觉得也是，他当太监是女人害的，去上海当特务是女人安排的，害他做了日本佬的俘虏，后来当解放军俘虏也是女人害的——要不是那女人送他猫，他早当了解放军，哪会惹出后边那些事，被人告，差点送死。我真是为他可惜，为几只猫放弃了正经当解放军的大好机会。
爷爷讲：“你看，他现在还养猫，不吸教训，不回头。他这人就这样，骨头太硬，心气太傲，仗着聪明能干，由着性子活，对老天爷也不肯低头。这样不好的，人啊，心头一定要有个怕，有个躲。世间很大，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不能太任着性子，该低头时要低头，该认错时要认错。”
十八
爷爷在厢房前跟我讲大道理，母亲和大姐在灶屋里包粽子，两只老母鸡闻到了糯米经山泉水浸泡后散发出的清香，在堂前踟蹰、张望，伺机捡到便宜。我有三兄弟，一个姐姐，姐姐最大，已出嫁，逢年过节才回来；大哥大我七岁，已是正劳力，每天和父亲一起出工，参加生产队劳动，种田，锄地，洒农药，修水库，上山斫柴，下河摸鱼，样样能干；二哥比我大五岁，在镇上学漆匠，平日不在家，农忙时节才回来帮工，抢收抢种，就是大家叫的“双抢”。
这是一九六七年端午节前的一天，是我十四周岁的生日——我们这边讲虚岁，虚岁是十五岁啦。十年前，每到这一天，母亲一边包着粽子一边总会对我们讲：“就是今天，我一下生下两个大肉粽子。”有时会加一句：“要真是两个大肉粽子就好了。”好像我们还不如两个肉粽子。
我是双胞胎，还龙凤胎呢，可惜小妹五岁那年得怪病死了。从此母亲不再讲那话，讲了伤心。养到五岁不容易的，记忆和感情很浓了。本来我和二哥中间还有个二姐，出生当日就死了。这个就没感情，母亲似乎忘了她，难得提起，提了也不动感情，不像只小我半个钟头的小妹，经常提起，提起就伤心。正因为这缘故吧——在我一前一后夭折了两个孩子——家里人尤其是爷爷对我格外肉疼，怕我被两个女小鬼缠走。爷爷规定，家里再穷端午节一定要包粽子，买黄酒，烧香拜祖，做祭祀，为的是叫两个小女鬼吃饱，安耽，别来缠我。我认为这是迷信，我才不怕她们呢。死人有什么好怕的，活人才可怕，像父亲和上校，还有个别老师和同学——特别是小瞎子！是我暗暗怕的。
过完端午节第二天，村里出现怪事，有四户人家的孩子一齐失踪了！他们是凤凰杨花外村领来的儿子“野路子”、石匠家老三“肉钳子”，还有小瞎子和我小姑的大儿子，就是我表哥。他们似乎合谋好，一起偷走家里几块钱和一些干粮，不知去向，像飞出巢的小鸟。几家人四方找寻，没着落，急得要死。晚上小姑来我家哭，非要父亲去帮她找。那天爷爷不在家，在三姑家。爷爷儿子少，只有我父亲一个，女儿倒多，有四个，除开小姑其他三个都嫁到外村，每个月爷爷总要挑一家去走走，待几天。这几天父亲就不顾忌，经常带上校来我家，当时他就在我家。
上校向我小姑问明情况，点旺一根烟，吸一口，不急不慢地劝小姑：“不用找，会回来的。”再吸一口烟，单独对父亲讲：“我倒担心他们回来，回来大家就没好日子过了。”讲得大家糊里糊涂。
父亲问：“这同我们有什么关系？”
他笑道：“没你事，是我的事。”
父亲讲：“你就直讲，他们去哪里了。”
他偏偏不直讲，继续打着哑谜，“要刮大风了，要落暴雨了，有人要吃苦头了。”像算命先生的那一套，绕着弯，打着转，带机关，话里有话。他讲得越是起劲，我们却听得越发糊涂。
父亲问：“什么风？什么雨？”
这回他总算直讲：“是红暴的风，联总的雨。”
我不知道什么是“红暴”什么叫“联总”，父亲大概是知道的，没有问下去，莫名其妙地骂骂咧咧起来，骂也不知是在骂谁，好似在骂红暴和联总。当时我以为这是两个人，后来才知道，红暴是当权派，穿皮鞋的，联总是造反派，一群赤脚佬。这是当时我们县革命的两大派，起初只是吵，打嘴仗和笔仗，阵地主要在城镇，贴大字报，刷标语，办油印刊物，开大会，搞集会，唇枪舌剑，口诛笔伐。其间红暴占绝对优势，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来联总在支左部队的帮教下组织红卫兵敢死队，在县政府门前打响第一枪，从而拉开武斗序幕，形势迅速出现逆转，大批红暴分子贪生怕死，纷纷流窜乡下，东躲西藏，把当家权力拱手交到联总手上。联总聚集的虽是一群赤脚佬，但年轻有为、有担当、有抱负，他们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他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把红暴分子赶尽杀绝。审时度势，他们及时把战场拓展到农村，吸收大量乡村中学生加入到红卫兵队伍里，进行挨村逐户的拉网式搜查，旨在肃清余毒，斩草除根，根除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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