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琦善虽然位高权重，但既然奉旨查办他的罪行，则自然应该以罪犯待之。举报他的那几个司员官位虽低，但现在仍然是朝廷命官，怎么能像罪犯一样抓来当堂对质？如果举报者被这样对待，将来再有大员犯罪，谁敢过问？况且皇帝只命会审琦善，并没有命令兼审其司员。如果一定要传讯司员，那必须先请旨。
曾国藩“词气抗厉”，“四坐为之悚动”，刑部尚书恒春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动议。慑于曾国藩的刚直，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琦善被革职，发往吉林效力赎罪。
另一个“大名大位”者是赛尚阿。咸丰二年年初，赛尚阿等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过程中调度不力，日久无功而“交部议处”。朝中众人多力图为之宽减，只有曾国藩“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例”。
但会议还是决定从宽处罚。曾国藩不服，“会议罢后，公专折奏请从严议处”。[《曾国藩年谱》，第20页。]赛尚阿因此终被革职。
本来，曾国藩在京官中人缘颇好。然而，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让他的人际关系网出现了巨大的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与穆彰阿关系也颇深。曾国藩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案子审完之后，许多人与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他在官场上的处境愈益孤立。“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在背后当然更是遭到无数诋毁之词。弹劾赛尚阿又得罪了一大批人。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越来越想念家乡了。国事颓唐，他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志：“粤西事用银已及千万两而尚无确耗，户部日见支绌，内库亦仅余六百万。时事多艰，无策以补救万一，实为可愧！明年拟告归，以避尸位素餐之咎。”在给罗泽南的信中亦云：“计稍迟岁时，即当解组归养，从吾子与孟容（指罗泽南与刘蓉）于万山恬寂中耳。”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他兴冲冲地逃离这个让他失望而厌恶的京城，准备从此引退归山。不料刚走到安徽太和县，就接到了母亲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正式结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
四、在长沙“打脱牙和血吞”
（一）
曾国藩说：“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六月）不与焉。”似乎长沙之辱在他的记忆中无足轻重。事实远非如此：正是这次强烈刺激，推动他克服了那些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难，练成了湘军。
事情起因于咸丰二年腊月，曾国藩入省承担公事。
咸丰二年年底，咸丰皇帝的一道紧急命令传到了荷叶。原来不久前，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陷落。咸丰皇帝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老家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也就是“民兵”），以保卫乡里。
曾国藩一到长沙，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
皇帝的谕旨传到湖南时，太平军已经挥师湖北。湖南虽暂获喘息，但形势依然危急。太平军走后，各县的会党、土匪势力不断发难，也试图步太平军后尘以求一逞，湖南境内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因此稳定社会治安成了当务之急。
曾国藩在自己的公馆里开设了一个“审案局”，专门审理社会治安案件。曾国藩命令，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送到这里。只要捆送来者，一不需要参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实际证据，只以举报者口辞为信，稍加讯问，立即结案。处理方法只有三种：一是立刻砍头，二是活活打死在棍下，三是施以残酷的鞭刑。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曾国藩全集·书信》，复欧阳兆熊，第134页。]四个月内，审案局“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鉴（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曾国藩因此获得了“曾剃头”的著名外号。
恐怖政策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各地土匪不再敢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奇怪的是，曾国藩勇于任事，没有赢得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却招致了重重怨怼。出山几个月后，谤名满城，长沙城中“文法吏大哗”，都视他为仇敌。甚至当时的一些老朋友如李瀚章、魁联、朱孙诒、郭嵩焘、欧阳兆熊等都给他写信，表示对他种种作为的不理解和担心。李瀚章为此专门写信给他，“劝其缓刑”。[《曾国藩年谱》。]
（二）
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是曾国藩动了别人的奶酪。
权力是官员们的眼珠，是官员们的生命，是官员们的精神支柱，也是官员们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得到他人尊敬、巴结、攀附的唯一资本。因此官员们视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如同狗看着自己食盆里的骨头，寡妇看着自己的独子，或者美女守着自己的敏感地带一样，绝不许人触碰。他们可以允许自己无所作为，“占着茅坑不拉屎”，却绝不允许别人在这里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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