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七年的冬天，我们这边的战事已经处处失利了，北边一天天吃紧的当儿，我们东村里好几家人都遭了凶讯。有些眷属天天到庙里去求神拜菩萨，算命的算命，摸骨的摸骨。我向来不信这些神神鬼鬼，伟成久不来信，我便邀隔壁邻舍来成桌牌局，熬个通宵，定定神儿。有一晚，我跟几个邻居正在斗牌儿，住在朱青对过的那个徐太太跑来一把将我拖了出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说总部刚来通知，郭轸在徐州出了事，飞机和人都跌得粉碎。我赶到朱青那儿，里面已经黑压压挤满了一屋子的人。朱青歪倒在一张靠椅上，左右一边一个女人揪住她的膀子，把她紧紧按住，她的头上扎了一条白毛巾，毛巾上红殷殷地沁着巴掌大一块血迹。我一进去，里面的人便七嘴八舌告诉我：朱青刚才一得到消息，便抱了郭轸一套制服，往村外跑去，一边跑一边嚎哭，口口声声要去找郭轸。有人拦她，她便乱踢乱打，刚跑出村口，便一头撞在一根铁电线杆上，额头上碰了一个大洞，刚才抬回来，连声音都没有了。
我走到朱青跟前，从别人手里接过一碗姜汤，用铜匙羹撬开朱青的牙关，扎实地灌了几口。她的一张脸像是划破了的鱼肚皮，一块白、一块红，血汗斑斑。她的眼睁得老大，目光却是散涣的。她没有哭泣，可是两片发青的嘴唇却一直开合着，喉头不断发出一阵阵尖细的声音，好像一只瞎耗子被人踩得发出吱吱的惨叫来一般。我把那碗姜汤灌完了，她才渐渐地收住目光，有了几分知觉。
朱青在床上病了许久。我把她挪到我屋子里。日夜守住她，有时连我打牌的时候，也把她放在跟前。我怕走了眼，她又去寻短见。朱青整天睡在床上，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每天都由我强灌她一点汤水。几个礼拜，朱青便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面皮死灰，眼睛凹成了两个大窟窿。有一天我喂完她，便坐在她床沿上，对她说道：
“朱青，若说你是为了郭轸，你就不该这般作践自己。就是郭轸在地下，知道了也不能心安哪。”
朱青听了我的话，突然颤巍巍地挣扎着坐了起来，朝我点了两下头，冷笑道：
“他知道什么？他跌得粉身碎骨哪里还有知觉？他倒好，轰地一下便没了——我也死了，可是我却还有知觉呢。”
朱青说着，面上似哭似笑地扭曲起来，非常难看。
守了朱青个把月，自己都差不多累倒了。幸而她老子娘却从重庆赶了来。她老子看见她一句话都没有说，她娘却狠狠地啐了一口：
“该呀！该呀！我要她莫嫁空军，不听话，落得这种下场！”
说着便把朱青蓬头垢面地从床上扛下来，用板车连铺盖一起拖走了。朱青才走几天，我们也开始逃难，离开了南京。
下
来到台北这些年，我一直都住在长春路，我们这个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里面的人四面八方迁来的都有，以前我认识的那些都不知分散到哪里去了。幸好这些年来，日子太平，容易打发，而我们空军里的康乐活动，却并不输于在南京时那么频繁，今天平剧，明天舞蹈，逢着节目新鲜，我也常去那些晚会去凑个热闹。
有一年新年，空军新生社举行游艺晚会。有人说历年来就算这次最具规模。有人送来两张门票，我便带了隔壁李家念中学那个女儿一同去参加。我们到了新生社的时候，晚会已经开始好一会儿了。有些人挤做一堆在抢着摸彩，可是新生厅里却是音乐悠扬跳舞开始了。整个新生社塞得寸步难移，男男女女，泰半是年轻人，大家嘻嘻哈哈的，热闹得了不得。厅里飘满了红红绿绿的汽球，有几个穿了蓝色制服的小空军，拿了烟头烧得那些汽球砰砰嘭嘭乱炸一顿，于是一些女人便趁势尖叫起来。夹在那些混叫混闹的小伙子中间，我的头都发了晕，好不容易才和李家女儿挤进了新生厅里，我们倚在一根厅柱旁边，观看那些人跳舞。那晚他们弄来空军里一个大乐队，总有二十来人。乐队的歌手也不少，一个个上来，衣履风流，唱了几个流行歌，却下到舞池和她们相识的跳舞去了。正当乐队里那些人敲打得十分卖劲的当儿，有一个衣着分外妖娆的女人走了上来，她一站上去，底下便是一阵轰雷般的喝彩，她的锋头好像又比众人不同一些。那个女人站在台上，笑吟吟地没有半点儿羞态，不慌不忙把麦克风调了一下，回头向乐队一示意，便唱了起来。
“秦婆婆，这首歌是什么名字？”李家女儿问道，她对流行歌还没我在行。我的收音机，一向早上开了，睡觉才关的。
“《东山一把青》。”我答道。
这首歌，我熟得很，收音机里常收得到白光灌的唱片。倒是难为那个女人却也唱得出白光那股懒洋洋的浪荡劲儿。她一只手拈住麦克风，一只手却一径满不在乎地挑弄她那一头蓬得像只大鸟窝似的头发。她翘起下巴颏儿，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唱着：
东山哪，一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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