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桑赞美白先勇的才华，认为他在描写节日、盛宴、沮丧、拘禁、到医院探视衰竭的傅老爷子、为了窃取伴侣的心而亲手刺死阿凤的龙子的一切经历等等情节时，就像是把许多不幸和苦难磨成金粉那样完美。《孽子》有如一出巴洛克式歌剧，美化了黑夜，让一轮昏红的月亮高挂在湿煤也似的空中。城市夜间那被掩盖的一面在白先勇笔下是如此完美地被叙述着，以致读者甚至忘掉世上还是有日出的地方。马尔桑特别指出最令人激赏的片段，如阿青前往探视临终的母亲的那一幕是梦想的火花照耀着绝望，令人不忍卒读的绝好文字：“一刹那，我感到我跟母亲在某些方面毕竟还是十分相像的。母亲一辈子都在逃亡、流浪、追寻，最后瘫痪在这张堆塞满了发着汗臭的棉被的床上，罩在污黑的帐子里，染上了一身的毒，在等死……”而妓院保镖“乌鸦”凶狠残忍地毒打“老鼠”的一幕更是以精确无比的笔墨描绘。作者改变了眼泪的形貌。明显可见的书写和节奏保障了最具暴力事件的美感；例如下面这一段：“而我一个人仍旧……沉寂地等待着，直到夜愈深，雨愈大，直到一个庞大臃肿的身影，水淋淋地闪进亭阁里来，朝着我，迟缓、笨重，但却咄咄逼人地压凌过来。”此外，像晚香玉后面阁楼上那一场赌牌九的描写读来令人几乎窒息，靠妓女卖身维生的和妓女的嘴脸、偷窃、强暴和肉体的买卖等，黑色小说中的惯用词汇在此都被作者以隐喻手法驱除掉，而令人耳目一新。书中每一个人物都过着几个月可以预见的冒险生活，然而，作为阴影中的神话英雄，他们负着被人类背叛的希望；就像新公园中起伏动荡水池上的莲花那样，他们的纯洁和天真紧紧纠缠这些秘密的叙述者，叙述着这一群被爱拒绝的孩子的惊险离奇经历。
马尔桑在结论部分强调，在心理分析作品贫乏的年代里，白先勇是一位真正的作家，而《孽子》是一部杰出的小说。
另外一位书评家阿瑟哈的评论中，详细地介绍了白先勇的家世背景及他早年创办《现代文学》，出版现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台北人》等经历，并遗憾《台北人》未被译成法文。
阿瑟哈谈起《孽子》在台北出版曾轰动一时以及根据此书而拍成的电影《孽子》。她认为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直至《红楼梦》为止，同性恋的主题是存在的，但近一百五十年来却没有哪一部中国小说是以同性恋为书中题材。她提及《孽子》在中国大陆也有广大的读者群，这部书使得反同性恋的巴金十分不以为然。但事实上，阿瑟哈认为这并不是一部鼓励同性恋的作品，它描写的是一个圈子的事情：那是台北新公园水池边的圈子，夜晚，一些离家的青少年围绕在水池四周，寻找或等待愿意买下他们一夜的成年男子。
阿瑟哈以为书中这个圈子充满了佛教的意味，这些卖身的孩子的双亲，都相信他们被送到人世间是为了赎他们前生的罪；阿瑟哈分析说，书中的背景是六○年代初的台北，是一个还处处残留着中日战争、国共内战、自大陆撤退来台的痕迹的社会。原本在中国古老文明中所容许的事，在此却为一种严峻的清教主义所取代；作者白先勇就像一位昆虫学家，细细地观察台北新公园的迷你社会：一个小小剧场，有主角、配角、跑龙套的，也有故事，有传说。
作者的手法，除直接的叙述，像阿青在头几行所说的：“三个月零十天以前，一个异常晴朗的下午，父亲将我逐出了家门。”也有间接的叙述，用到书信体，也不忽视书中青少年所沉迷的武侠小说。阿瑟哈认为《孽子》是属于我们现代的社会，人们送亚美茄手表给青少年，一面喝着欧美的烈酒，但实际上中国的灵魂及其幽灵仍盘踞着，它的神话或历史的典故、它的礼仪、它的信仰、对长辈的尊敬以及隶属一个家庭的最基本需要：因为被家庭排斥驱逐是最糟的不幸。小说的第一部分描绘一个坚定不变的世界，有争吵、爱情、供妓女使用的旅馆、警察的巡逻等，甚至还有一段高尚的爱情，使大家心向往之以死收场的爱情：阿凤和龙子的爱情。在手刃爱人刺着一条龙花纹的心口之后，龙子被家人送往美国；他为阿青叙述他在纽约的游荡以及他所收留的流浪街头的孩子们，他再回到台北，他是他自己的影子。阿瑟哈比喻说：白先勇的小说令读者可能在一瞬间以为他非常喜欢故事中的残酷性——妓女母亲、失踪的父亲，还有不许参加父亲葬礼的儿子，白痴和残废的孩子；但是这种残酷却又精准得像一枚针灸的针，深深地刺进治疗的穴道。
阿瑟哈为小说的第二部分作了一个摘要之后结论说：“合上书本，这些人物仍如在眼前——杨教头一会儿以淫媒为业，一会儿又是大恩人，他那柄大折扇，一杆指挥棒似的，为这隐藏的世界作了布局；有偷窃癖的老鼠，好吃零食的原始人阿雄仔等——于是，整个人性在你心中轻轻响起。”马尔桑和阿瑟哈的评论可以反映出法国读者对台湾小说和中国作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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