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平高二起进出法院为众多同病者权益力争，他改了志愿：“我现在最想做的是律师，或是药剂师，治好自己的病。”药害艾滋事件在一九八五年爆发当时，造成五千人感染、两千人死亡的悲剧，平均每五天有一人送命，更讽刺的是，无辜受害者百分之七十年龄在十七岁以下。龙平有母亲做战友，号召对社会冷漠的年轻人向官商勾结的舞弊宣战，他站出来大声疾呼：“不想平白被杀害，张开你们的眼睛吧！”他的无惧替艾滋病人走出暗影，树立了绝佳典型；而缠讼六年，最终索回公道：厚生省官员下台，同时认错下跪，受害带原者每人获四千五百万日元赔偿。问起龙平在艰难的凯归后最想要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时间。”
台湾女性往往是无辜的艾滋受害者
影片落幕后登场的是小说家李昂，白先勇介绍她“用作品向扭曲事实、扭曲人性的社会禁忌挑战”，李昂丢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纪录片中“家庭的父亲到哪里去了”。她直指台湾社会，女性往往是被动的无辜受害者，暴露在被丈夫、男友传染的威胁下。用文学探索权力与情欲运作下女性的处境，李昂说她多次听说“叫人快要昏倒”的实例，某位在Pub钓上老外“可爱的、天真的”台湾小姐，发生一夜情时拒绝男方使用保险套，理由是：“我的身体很健康，不会感染艾滋。”囿于保守观念，台湾性教育百废待举，行为大胆的新世代，在李昂眼中有如“走在路上的原子弹”。她强调台湾对艾滋的了解几近于零，诸如“口交会不会传染艾滋”“被传染的症状”的基本知识都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如何保护自己。女性往往在不对等的两性关系中沦为牺牲者，感染艾滋是男性的八到十倍，出于无心或是有意，被害者自己或性伴侣的不负责任，导致女性游走在受害者与加害人双重角色之间。“写情欲小说却并不鼓励情欲”的李昂，呼吁台湾妇女团体在家庭暴力受虐妇女等关怀外，能将触角延伸到保护受艾滋侵害的女性。白先勇补充，根据卫生部门公布，台湾有六十多对是夫妻传染，被害者是配偶，不啻人间悲剧。
透过文学的爬梳，使艾滋的幽微处受到烛照
一九八一年美国东西岸大城艾滋造成“杀戮场般的死亡”，使作家将笔锋深入“极端被死亡灾难阴影笼罩下”的大环境生态巨变。台湾地区在八四、八五年出现艾滋后，白先勇称道朱天文九四年出版的《荒人手记》是最具有“后艾滋”（post-AIDS）气氛的代表作。累积二十多年小说创作经验，朱天文的小说美学认知十分接近米兰·昆德拉“小说家教读者用疑问去了解世界”的说法：“文学不能提供结论，甚至在开药方、指出路途的寻索中，不断岔开和分歧，掉入说不清的荆棘中。为了寻求答案却更迷惑。”相对各种民间团体、义工组织所做的关怀艾滋与争取艾滋病人平权（如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本地艾滋防治条例修订便列入反歧视条款），文学显然缓不济急、“口惠实不至”。朱天文直言，文学最感兴趣的主题在于“暧昧不明、幽微难测的灰黑地带”，像摄影时“狗狼暮色”，在探讨艾滋领域时难免“离题太远”。她举父亲癌症过世，尽管是耳熟能详的病，自己的反应是“事不关己，关己者痛，慌张混乱和无知无识的人一样”；更何况是出现不过二十年的艾滋，在主流体制外的新兴事物，难免因不理解而需要时间摸索，袪除因陌生而来的误解和敌意。
朱天文进一步指出，对艾滋陌生不只来自资讯传达宣导不够，如《韩森的艾滋岁月》中很多病人不了解：“感染不一定会发病，发病不一定会死亡。”还包括对艾滋背后代表的价值观、系统、体制，甚至哲学的伦理体系的隔膜，这新生的领域，或者可以引发小说创作者的兴趣。医疗系统的支援、社会资源的支撑之外，资讯充足可以扫除禁忌、污蔑，文学更进一步探勘许多“内化为疾病一部分，看不见的肌理”，透过爬梳，以“一对一”方式，让许多幽微处受到烛照，哪怕是没效率、长时间，甚至杂乱无章，但却提供人心抚慰与撑持。
“艾滋病虽然只发现二十年，但可能一下子不会走开，或许是二十一世纪我们要面对的最受威胁的疾病。”白先勇补充在非洲已有一千五百万人死于艾滋，而且感染者绝大部分是异性恋，男女各半。HIV病毒分化出A至J等十种亚型，传染方式不一，例如C型便在异性恋族群中扩散。在非洲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女性不敢拒绝伴侣性要求，导致感染率升高。
文学与艺术是消除恐惧、正视艾滋的莫大助力
目前任职张老师文化公司副总编辑的廖娟秀，九五年将参与谊光组织、希望工作坊和艾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担任义工的亲身经验，写成《爱之生死——韩森的艾滋岁月》一书，对台湾艾滋病患在生活上、心理上、医疗上遭遇的困境有深切感触。身为女性，廖娟秀首先回应李昂，女性在调查中咸信“身家清白，怎么会得到艾滋”。长时推动艾滋教育，廖娟秀发现民众的隔绝感，认为只有高危险群，尤其是同性恋才会罹病；这肇因于只知艾滋和艾滋病毒，却对人的部分毫无所知，因为没有病人愿意挺身站出来剖白个人感受。先讲出人的故事，用文字或影像或任何媒介，让民众看到活生生的故事，主角是邻居、家人甚或自己，拉近人和人的感情，将焦点由艾滋转移到人身上，是用文学扫除陌生感的最佳途径。
期许“不光是写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人的故事；不光写病人，还能延伸到家属身上，扩及媒体以及社会大众”，廖娟秀说只有看到人，才能贴近、缩短和疾病的距离，我们才觉得有必要去了解、去对抗、去防备，她不讳言自己担任义工时，内心反应由害怕、恐惧，因接触、被接纳而逐渐产生对人的关爱，“我和韩森的关系超越了病毒，我不要只把他当感染者”。文学家除了写人的故事，廖娟秀更标示了一个探索人心抗拒陌生以及歧视异类的深层心理变化的尝试方向，提供读者省察自身的情绪反应。文学、艺术界是消除恐惧、正视艾滋的莫大助力，让艾滋不再是难以启齿的议题，而成为写作、拍电影取用的灵感素材，“如此艾滋教育才能深入人心”。
白先勇特别提出廖娟秀“艾滋病患者他们是人”的立足点，作为了解艾滋的起点，“了解家人都不容易，更何况陌生病患”，势必需要长时间。面对听众“认识不足，造成对艾滋的恐惧如何克服”的提问，白先勇胸有成竹：“知识会消除偏见、化解歧视，防治艾滋不论性倾向，重要在建立正确的知识，文学界有责无旁贷的义务。”书写艾滋，关怀艾滋，一群文学尖兵身先士卒做了最好的示范。
——原载二〇〇〇年四月《联合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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