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娟秀曾参与“谊光组织”及“希望工作坊”，长期担任艾滋义工，她与韩森是多年朋友，因此，这本书，她写得很亲切、很体贴，娓娓写来，描述一个十七岁不到的青年，不慎感染艾滋，从坠入绝望的深渊，再一步一步爬起来，最终寻找到生命的意义，自己变成了艾滋义工，反过来扶助其他同病者，一段极为艰辛的成长过程。
韩森是出生在新竹山区的泰雅族青年，韩森是他英文名字Hanson的译音。韩森记忆他在孩提时，父母到山上去工作种植香菇，常把他带在身边，幼儿韩森坐在一旁，看着山光云影，心里就有一股说不出的喜悦。山，对于韩森一直有一种镇静去痛的安抚作用，多年后，他感染上艾滋，在极度惊惶中，他又只身逃回新竹山里，让山去疗抚他的创伤。
即使在台北生活，韩森感到投诉无门时，他也会骑着摩托车到阳明山上，一个人痛哭一场。似乎进到山中，这位山之子才会感到恢复最原始的自我，可以尽情抒发他在山下红尘中遭受到的种种创痛。
韩森十五岁来到台北，进入一所工专就读。八十年代中，台北正朝着国际化突飞猛进，少年韩森骤然置身于台北这个五光十色的大都会，既兴奋又迷惘，如果不是命运作弄，韩森可能就这样安稳地成长，无忧无虑，过完一生。可是一九八六年冬，韩森还不到十七岁，便染上了艾滋病。事后看来，韩森只不过是不幸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遇到一个不该遇见的人。
一九八六年，艾滋病刚刚登陆台湾，最先的地点大概就是台北，是由染上艾滋的外籍人士带进来的。青春萌动期的韩森，在对艾滋病毫无认识、心理全无准备的状态下，与一位外籍人士发生了同性恋性关系，染上了这个改变一生的可怕疾病。
亲人的支持
当韩森最初知悉他患了这种无药根治、受死亡威胁的传染病时，他的惊惶恐惧，一时不是他青涩的年纪所能承担的，而且他又感到极端愧疚和羞辱，因为艾滋病在当时的媒体渲染中，是一种蒙上污名令人难以启齿的“恶疾”，并把艾滋误解为同性恋者特有的疾病。十七岁不到的韩森，同时要承受艾滋病患及同性恋者这备受社会歧视的双重身份，压力排山倒海而来，韩森一度兴起自杀念头，从七层楼公寓纵身下去，了却病魔相缠的烦恼。这是许多艾滋病患最危险的时期，因为害怕曝光，羞对家人亲友，而萌短见。韩森最幸运的是，他的家人父母姐姐对他无条件地支持，他父亲曾拉住他相跪对泣；对这个受绝症威胁的幼儿幼弟，父母姐姐只有怜惜与呵护。是亲情，让韩森挨过了第一波危机。这位泰雅族青年，对他的家庭却另有一番解释。
因为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家庭原始的血缘关系，在危机中反而把他们紧紧团结在一起，超越了艾滋病带来的道德上的各种质疑，不像有些汉族家庭，维护家声更重于儿子的病痛。台湾有不少艾滋病患，因为不被家庭接纳，只好自我放逐，到处躲藏，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上帝的感召
然而死亡的威胁常常还是巨大得难以承担的，韩森又二度陷入严重忧郁症的旋涡中，几乎无法自拔。他只身逃回新竹山中的老家，趴倒在他外婆的坟上，放声号哭。正当韩森在心理上、精神上完全孤绝走投无路的时刻，高高在上的一个声音在向他呼唤了。一九九〇年二月，韩森参加了一场在教会举行的医治布道大会，在祈祷时，他突然有了圣灵感应，他自己这样记载：
突然间，我感到浓厚的爱环绕在四周，一股很强的暖流从头到脚浇灌下去，我知道自己已被圣灵充满，是耶稣的爱临到我身上。我号啕大哭，呐喊着：“耶稣，我走不下去了。”然后我听到一个声音：“孩子，我爱你。”我的思绪回到过往，突然了解到在绝望中，内心总有一种叫自己活下去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神的力量。我整整哭了半个小时。
韩森本来就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感染艾滋病后，他曾经怨恨上帝，未能使他免于灾病，可是经过这次圣灵感应后，韩森确信上帝并没有遗弃他，而是在默默地垂怜着他痛苦挣扎中的卑微灵魂。是宗教信仰，又激起了韩森强烈的求生欲望。他搬到教会团契之家，接受短期训练，受训过程中，韩森又经历了一次奇迹似的宗教体验。一位外籍牧师来台湾传教，在一百多人的聚会中，牧师突然点名韩森，对他说：“小兄弟，你的经验很特别，神要用你的经验，你不要再问上帝爱不爱你，上帝是爱你的。神对你有特别安排，他要你把有相同遭遇的人聚合起来，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什么是真正的永恒。”
整个聚会都做了录音，这段话，韩森也有一份拷贝，外籍牧师并不认识韩森，也不知道他患病的情形。这段预言似的示谕，使韩森大为震撼，他体悟到艾滋给他带来的痛苦与折磨，可能是神想让他担负起更沉重的使命：帮助同病者，照顾那些比他更虚弱的艾滋病人。韩森萌生了投身艾滋义工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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