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悲悯与温情
——访白先勇 周伯军
九九岁末的暖冬天气里，台湾作家白先勇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邀，有了一次沪上之行。从一九七九年北京《当代》创刊号首次刊载《永远的尹雪艳》，到此次自选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孽子》由上海文艺社出版，他的作品已广为大陆读者熟知和喜爱。我算得上是他作品的爱好者，兴趣催促着我“磨”得了一个专访机会。
采访话题是从白先勇的早期小说《玉卿嫂》等开始的。“在您的早期小说中，儿童视角以及儿童视角观照下的性心理描写，是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这与茨威格的某些小说有相似处，不知有否受到过他的影响？”白先勇笑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很少提到茨威格，但他确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尤其是他的《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不知反复看过多少遍。但这里更有着弗洛伊德的启发：他让我明白，不管人的外表有多体面或多落魄，他们内心的挣扎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着内心的痛楚。弗洛伊德不仅以科学透视了人类心理，他更唤起人们同情内心，唤起对人心的敬畏和悲悯。”他的健谈，往往给我许多“额外”的收获。
白先勇是六十年代台湾现代派小说的重要一员，他以自己的创作实力，被誉为“六十年代现代派的旗手”，转眼三十多年过去，如今他又是如何评价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呢？白先勇显得很诚恳，他说：“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不仅在台湾文学史上，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现象。它可说是一次Mini（小型）的五四文学运动。它对于文学的意义首先在于艺术的自觉，尽管它也同时包含了现代人对内心困惑的省察等内容，但最重要的是，它使作家认识到文学是一门艺术。”他介绍说，前些时在有关台湾现代文学十大经典的评选中，除张爱玲等外，竟有七名作家都是当年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成员。“这个现象我想不是偶然的”。
白先勇对现代主义运动的评价，也可以见出他的文学观：艺术表现当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反观其小说创作，无论是在视角的选择、对话的安排、场景的转换，还是在开篇和结局上，都足见用心。白先勇告诉我，这得益于他所受的新批评训练，“我曾师从夏济安先生学习英美文学，新批评注重文本分析和作品细读的方法，对我影响至深。在几乎是逐字逐句的文本分析中，我得以体味和学习到文学大师们独具匠心的地方”。他由此谈及他最看重的《红楼梦》，“那里边的一句话、一道菜，都不是随便说说、随便写写的，都有着前前后后的关联”。他的言语中流露出由衷的叹服。
有意思的是，身为现代派“旗手”的白先勇，最倾心的西方作家却是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问及缘由，他侃侃而谈：“契诃夫创造了一种新的短篇小说形式，他不注重于讲故事，往往从一个小的片段、小的情景，烘托出一种气氛，这气氛里几乎包容了人世间的万有。这很像中国画，往往一枝梅，已包容一树；一角山，已包容全山。”他还特别佩服契诃夫小说的结构，“往往是一个看似平淡的开头，不着痕迹，却已铺下了小说发展的所有线脉。还有，他的小说充满了对人的温情和宽恕。对于小说的人物，他从没有苛责，最多只有一点点的嘲讽”。白先勇的这番话，也十分贴切地对应着我对他一些作品的阅读印象。譬如《游园惊梦》，所写不过是钱太太和票友们的一次聚会，它的底色里却渲染着往昔的荣华和今日的落寞，觥筹交错时的喧哗和宾客散尽时的苍凉。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也折折叠叠地蕴含了舞女大班的身世辛酸。这大概可以视作他写作的某种追求吧。
白先勇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影响是对人的内心的挖掘。“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最进入人的内心的作家，在他的笔下，人心的罪恶、痛苦、无望展露得纤毫毕现。他的作品读来有一种让人近乎绝望的可怕。但可怕之后却给人启示：人心是那样的不完满，人们该如何善待脆弱的人心呢？”白先勇以为，文学的最高境界必然指向某种宗教情怀。因为能够批判人的内心的，只能是更高的存在。那么，文学对于人心，除了悲悯，还有什么呢？“如果要我选择两部最伟大的作品，一部该是《红楼梦》，一部该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他挺认真地说，“它们分别代表了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最高境界。”
想起了白先勇曾说：“我写作，因为我希望将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变成文字。”这大约是可以作为解读他所有文字的钥匙。我望着谈兴正浓的白先勇，此时，他的脸上充满了和善的笑意。
——原载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上海《文汇报》“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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