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或许不能帮助一个国家的工业或商业发展，但文学是有用的，它是一种情感教育。想做一个完整的人，文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培养你的美感，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的认识，它在这方面的贡献最大，不是别的东西所能替代。
文学不死
——感怀姚一苇先生
姚一苇先生竟然也走了。姚先生享年七十五，其实也算是高寿。但是自从认识姚先生三十多年来，每次与他相聚，谈到文学——我们两人见面总也离不开这个话题——尤其是他热烈爱护的台湾文学，姚先生一径是那么兴致高昂，神采飞扬，让人感觉他那充沛的生命力，永远也不会衰竭的。今年四月在《联合报》上看到十二日刊载姚先生遽然逝世的消息，真是大吃一惊，一连几晚，难以入眠。我因创办《现代文学》而与姚一苇先生结识，也因这本杂志，姚先生与我之间建立起一份半师半友、为文学事业患难与共的悠久关系。姚先生曾为这本经常在风雨飘摇中颠踬前进的同人杂志投注了最多的心血，他无条件地为它奉献，栽培它，扶持它，前后担任了八年的编辑任务，几次临危受命，使之不坠。姚先生对《现代文学》用情之深，常常使我感动。
一九六三年，大概是二三月间，那时《现文》同人大部分已经留学去了，我自己马上也要离开台湾，《现文》的编务登时陷入了危机。有一天我把余光中、何欣、姚一苇三位先生请到我家，当面郑重将《现文》的编务托付给他们三人轮流担任。那是我第一次与姚一苇先生见面，也就此开始了我们之间长达三十四年的文学因缘。余、何二位从创刊起本来就是《现文》的基本作者。而姚先生是从第十五期才开始替《现文》撰稿，发表他那篇有关斯特林堡戏剧的文章。据姚先生后来说，他当初是由于同情《现文》困境，由衷爱护这份由几个年轻学生创办的文学杂志，于是义无反顾，答应下来为《现文》效力。大概当时姚先生自己也没有料到，他一声承诺竟使他与《现代文学》共度了起起伏伏，时断时续，二十一年休戚与共的命运。
谈到《现代文学》，姚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第一次主编《现文》第十九期（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出刊）。许多年后他回忆起这一段往事，兴奋之情，仍旧跃然纸上：“轮到我编第十九期，我收到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王文兴的《欠缺》、欧阳子的《贝太太的早晨》，和我拉到的陈映真的《将军族》、水晶的《快乐的一天》等小说时，内心的愉快与兴奋，不可名状；我感到我们得要好好地爱护它，培植它，让它开花结果。”
其实那一期小说稿还有七等生的《隐遁的小角色》、叶灵的《弟弟》，以及汶津的《十六岁的独白》。汶津就是张健。诗也有六七篇，有罗门、管管、方华、周英雄、邱刚健、吴芜等人的剧作，以及余光中译的一组《印度现代诗选》。东方白有散文一则。邱刚健同时又翻译了欧仁·尤内斯库的戏剧名著《秃头女高音》。最后还有姚先生自己的美学巨著《艺术的奥秘》中《论模拟》一章。这本只有一百四十五页的第十九期《现文》，内容扎实，目录上列名的作家，后来大都卓然成家。虽然诗人余光中、罗门等人早已成名，但其他多为当时开始写作的“新锐”作家，所以杂志风格便有了一番新的气象。这大概也就是姚先生最感到兴奋的地方。姚先生的确曾为《现代文学》引进了一批才气纵横的青年作家。例如陈映真便是姚先生引进《现文》来的，他那篇《将军族》在《现文》一刊出，台湾文坛为之侧目，变成了陈映真的一块招牌。后来施家姐妹，施淑女（白桦木）、施叔青，也是姚先生引介到《现文》投稿的。
除了推动戏剧以外，我认为姚一苇先生对台湾文坛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在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初，姚先生曾经发掘、鼓励、呵护，不遗余力地将一群当时初露头角正在摸索阶段的年轻作家，带引上广阔的创作道路。他对他们的影响是深远的。陈映真、施叔青等人的纪念文章，都有感一同地表露了当年姚先生对他们的知遇之恩。姚先生对我个人的爱护及器重，我更是一直铭记于心。当年我们的小说还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的时候，姚先生已经开始极严肃地用“新批评”的方法来评论我们的写作了。他第一篇论文选了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接着下来又陆续选了我的《游园惊梦》、水晶的《悲悯的笑纹》、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以及陈映真的《一绿色之候鸟》作为他评论的范例。在当时台湾文坛，姚先生分析小说的方法，以及所选的文章，都令人耳目一新。像《嫁妆一牛车》《儿子的大玩偶》后来被评论家认定为六十年代台湾小说的杰作，姚先生都是第一个撰文肯定这些作品的人。直到今天看来，姚先生这些评析台湾现代小说的论文，其中许多论点仍然屹立不坠。姚先生看小说看得仔细，他在《论白先勇〈游园惊梦〉》中，把我那篇小说结尾处画蛇添足的一句话指了出来，在别人看来也许是一个小瑕疵，可是这句参有作者干扰的句子，事实上破坏了整篇小说的观点统一，为害甚大。我非常感谢姚先生指正了我的毛病，我在《台北人》结集时，便把这句多余的句子删掉了，使得整篇小说的结构得到完整。姚先生可以说是我的“一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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