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童年
我是一九四六年春天，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初次到达上海的，那时候我才九岁，在上海住了两年半，直到四八年的深秋离开。可是那一段童年，对我一生，却意义非凡。记得第一次去游“大世界”，站在“哈哈镜”面前，看到镜里反映出扭曲变形后自己胖胖瘦瘦、高高矮矮的奇形怪状，笑不可止。童年看世界，大概就像“哈哈镜”折射出来的印象，夸大了许多倍。上海本来就大，小孩子看上海，更加大。战后的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像只巨大无比的万花筒，随便转一下，花样百出。
国际饭店当时号称远东第一高楼，其实也不过二十四层，可是那时真的觉得饭店顶楼快要摩到天了，仰头一望，帽子都会掉落尘埃。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高楼大厦聚集在一个城里，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像是四座高峰隔街对峙，高楼大厦密集的地方会提升人的情绪，逛四大公司，是我在上海童年时代的一段兴奋经验。永安公司里一层又一层的百货商场，琳琅满目，彩色缤纷，好像都在闪闪发亮。那是个魔术般变化多端、层出不穷的童话世界，就好像永安公司的“七重天”，连天都有七重。我踏着自动扶梯，冉冉往空中升去，那样的电动扶梯，那时全国只有大新公司那一架，那是一道天梯，载着我童年的梦幻伸向大新游乐场的“天台十六景”。
当年上海的电影院也是全国第一流的，“大光明”的红绒地毯有两寸厚，一直蜿蜒铺到楼上，走在上面软绵绵，一点声音都没有。当时上海的首轮戏院“美琪”“国泰”“卡尔登”专门放映好莱坞的西片，《乱世佳人》在“大光明”上演，静安寺路挤得车子都走不通，上海人的洋派头大概都是从好莱坞的电影里学来的。“卡尔登”有个英文名字叫Carlton，是间装饰典雅、小巧玲珑的戏院，我在那里只看过一次电影，是“玉腿美人”贝蒂·格拉布尔主演的《甜姐儿》。“卡尔登”就是现在南京西路上的长江剧院，没想到几十年后，一九八八年，我自己写的舞台剧《游园惊梦》也在长江剧院上演了，一连演十八场，由上海“青话”胡伟民导演执导。
那时上海滩头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月圆花好》，户户《凤凰于飞》，小时候听的歌，有些歌词永远也不会忘记：
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龙华的桃花都回不了家！
大概是受了周璇这首《龙华的桃花》影响，一直以为龙华盛产桃花，一九八七年重返上海，游龙华时，特别注意一下，也没有看见什么桃花，周璇时代的桃花早就无影无踪了。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
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这首周璇最有名的《夜上海》，大概也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战后上海的情调吧。当时霞飞路上的霓虹灯的确通宵不灭，上海城开不夜。
其实头一年我住在上海西郊，关在虹桥路上一幢德国式的小洋房里养病，很少到上海市区，第二年搬到法租界毕勋路，开始复学，在徐家汇的南洋模范小学念书，才真正看到上海，但童稚的眼睛像照相机，只要看到，咔嚓一下就拍了下来，存档在记忆里。虽然短短的一段时间，脑海里恐怕也印下了千千百百幅“上海印象”，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后来到了台湾上大学后，开始写我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写的就是上海故事。后来到了美国，开始写我小说集《台北人》的头一篇《永远的尹雪艳》，写的又是上海的人与事，而且还把“国际饭店”写了进去。我另外一系列题名为“纽约客”的小说，开头的一篇《谪仙记》，也是写一群上海小姐到美国留学的点点滴滴，这篇小说由导演谢晋改拍成电影《最后的贵族》，开始有个镜头拍的便是上海的外滩。这些恐怕并非偶然，而是我的“上海童年”逐渐酝酿发酵，那些存在记忆档案里的旧照片拼拼凑凑，开始排列出一幅幅悲欢离合的人生百相来，而照片的背景总还是当年的上海。
——原载一九九九年二月上海《收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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